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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军:他在疾风里扬着头——忆念彦涵先生

来源:本站 2016/7/8


 永远的战士 代大权作 木刻版画 200x100cm  2011年

今年,是彦涵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的日子。记得参加先生安葬仪式的那年,仿佛就在不久前似的。这回,李军(彦涵先生儿媳)打来电话,让我多少还要再写几句为了这个“百年的纪念”,我不“打磕奔儿”地答应了。以往凡彦涵先生的事,总是李军张罗,通知到我帮忙的时候,我必响应。彦涵先生离世以后,李军再打电话来,我恍惚觉得还是先生在嘱咐她联系我。去年,李军请我给东海少儿版画画册写个序,想到那是彦涵先生老家的事,又和版画有关,写,没的说!

 

回想起三十一年前的1985年,我们十位文革前美院毕业的老同学办了个《半截子美展》,座谈会请了彦涵和郁风几位先生。那天,他们说了我们从未听说过的“肺腑之言”,总的印象是说了艺术的本质和怎样做艺术,并激励我们勤力创作,以弥补荒唐度过的十年时光。当然,也流露了对“文革”损毁艺术和摧残艺术家的愤懑。作为后辈,我们没有他们那样的艺术觉悟、经验,甚至还有因艺术而承受的精神磨难的痕迹。彦涵先生是延安“革命熔炉”里练就的,他能在某些地方肯定我们,我们备受鼓舞,而且觉得自己还是在“革命艺术之路”上走着——实际上,在只有我们自己的时候,一直胆怯得像做了“贼”一般。


展览过后,我去看望先生,那时他还在银锭桥南的美协宿舍大院里住。先生似乎在“座谈”时言犹未尽,见到我仍相谈甚欢。如今还记得的是他的这一段话:“画画的人天天翻找‘新闻头条’,围绕着‘重大题材’创作,结果就像北京的二十万人的大游行,不走长安街,偏走烟袋斜街,拥挤在一块儿踩脚面。这种创作,一千个人一个样,一万个人还是一个样,哪里有独创,哪里有‘百花齐放’,又何谈文化艺术的繁荣呢?”想想,比那时早些时的全国美展,征稿时能同时收到七十几幅《你办事我放心》,正是先生针砭到的大病。

 

在彦涵先生的墓碑的背面,刻了德国诗人歌德的一句话:“伟大的艺术是在限制中表达自由。”不论是先生记着的和欣赏着的一句话,还是子女们乃至了解先生的友人们选出这样的话,用来概括先生这一生艺术上所以能步步精彩、所以能坚持不懈、所以能不放弃理想追求,是再恰当不过了。

 

先生在我心中是永远的丰碑。


我把上面这些文字作为我已经发表的一篇文章的补充。那篇文章就是——



    他在疾风里扬着头——忆念彦涵先生


2011年10月7日


早晨,开启手机,看到的第一个信息竟是李军发来的:“彦涵先生于2011年9月26日22:56与世长辞。” 我心上一堵。


8月7号,我还同青岛美协主席杨越去协和医院探望过他。那天,是彦涵先生的长子彦冰当值,老二彦东因陪护劳累过度,自己也弄得脑供血不足,打了吊针。于是,彦冰从成都过来接替。彦东媳妇李军忙里忙外,一时要熬个鸡汤什么的给老公公送去增加些营养,一时还要把婆婆从养老院里接出来,再陪了去看望彦涵先生。


走进病房,我们跟彦冰打了个招呼,就走近先生的病榻旁,我说:“先生,我来了,是我。我来看望您……”先生显然是听不大清楚了。彦冰说:“爸爸原来有一个耳朵就重听,现在更不行了,说话也说不清楚,但是,能看见。”说着,他拿过一个小书写板,在上面把我的名字和我说的那些话写上去,就见彦涵先生把两手合起来上下拱了几下,我赶紧伸过手去握住他的手。那手和手臂明显的消瘦异常,也不似往日的温热,只有他那一双眼睛却是非常的明亮,望得很远的样子。


听彦冰说,前月,先生的眼睛因为白内障已经失明。“是弟弟做出决定,一定给爸爸做摘除手术,想的是不能让爸爸临了眼前一片黑暗。”手术很成功,先生也高兴,那几天居然下床走动起来。


不记得是前年还是更早,我在外地出差时接到李军的短信,说彦涵先生病危。我没再问,就把她的短信转发给很多版画家,我这么一紧张,大家也跟着紧张。原来先生是要做心脏的手术,李军又发过来一条短信说,进手术室前,先生跟候在旁边的孙子要过纸和笔,写下三个字:“老八路”。


我问李军,啥意思?她说,大家猜,可能是:“我是个战士,不会轻易倒下”的意思吧?我想也是。


时间过得真快。去年,彦涵先生在国家大剧院还举办了一个“从艺75周年”的大型画展,开幕式上我也讲了话,表示祝贺,我说:


“彦涵先生是我的老师,大约也是在座的许多人的老师。虽然,有句话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但是,实际上,无论是做人还是做艺术,我们之中还没有谁能超过他。在做人方面,他告诉我们,活着不是人生的目的,但是,必须坚强地活着,还要活得有意义;要奋斗,要在枪林弹雨之中坚守信念,永远地爱这个国家,爱她的人民;要诚实,要有尊严。在艺术上,先生遵循发展的规律,不停歇地不动摇地探索,不断地取得成就,又不满足,最终走近了理想。因此,他能一直地跑在我们的前头,绊倒了也能站起来,高高地举着大旗。我们情愿以他为榜样,跟着他冲锋陷阵,他永远是我们的‘老团长’!记得先生在中国美术馆办展的那一次,我也曾致辞,今天,我仍以一贯的尊崇向他祝贺,祝先生艺术成功,祝先生身体健康!热切地希望‘老八路’仍然站在我们队伍的前头,带领我们继续前进!”


每一次致辞,我都会激动,因为是以真情去讲真实,就会激动。


2000年,我到石景山鲁谷那边彦涵先生家去看望他,听说,这套房子是儿子买下给他的,我一直没去过。闲谈中说到“主旋律”的问题,先生说:“我最有发言权,我知道什么是‘主旋律’。不要战争是,拯救我们的地球是,让老百姓过安稳的好日子是,爱护我们的下一代是,要给人以尊严是……”


先生举了许多的例子来说明,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我不认为这是他在新世纪里产生出来的想法,比如“不要战争”这一点,当初,这个苏北农村贫苦人家的孩子,千辛万苦地考上了杭州艺专,却因为日本侵略中国、发动战争,便义不容辞地放弃了学业,放弃了回乡下做一名美术老师的愿望,奔赴了延安。


他以木刻艺术像战士一样参加抗日的战争和解放中国的战争,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在他蹲在地上就着盐水煮土豆片吃小米饭时,在他铺稻草睡土炕,因为没有冬衣而瑟瑟发抖时,他想的是什么?还不就是不要战争吗?还不就是为了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有饭吃、有衣穿的、有工作的新的中国吗?因此,他说这是“主旋律”。他的对于战争的体会和对其他许多方面的体会,远比我们深切,因此也远比我们有资格说。


我曾经在唐山大地震一年以后的某一天,到他在后海南岸大院里的那个家看望他。靠北墙有一间平房归彦涵先生老两口儿住,印象里只有九平方,一张木制双人床占了大半,床是双层的(为了避震),上面堆满了刻过的木刻板和书籍什么的,床和墙之间,挂了一块布帘子,先生说,公厕离的远,自备了一个马桶摆在那里,权当“卫生间”了;床对面是一张小学生用的课桌,那就是先生的工作台。我不曾想到我们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的第一任主任、我们心目中的有英雄的气质的版画家的境遇竟是这样的。


1957年,为也是从延安来的老领导仗义执言了一回,便成了右派,二十一年里孩子长大了,生活却没有多大变化。是谁把一位忠实于党、忠实于国家、忠实于人民的这么了不起的画家按倒在地的?追问已经不可能,因为那些人没有忏悔过就去“寿终正寝”了。


1993年,我同系主任谭权书去给两位在版画系任教过的老师“送温暖”。买了鲜花、水果,表的是一份心意。从第一位老师家出来,我俩都感到那里已经足够温暖了;等来到复兴门彦涵先生的新家,对比之下,我们感慨居所仍是逼仄。老谭说,来对了。但是,当看到先生正在印画,脸上的表情是那么满足,那么泰和。我们才多了一份慰藉,更增添了一份崇敬。


过去,有人称他是“趴在地上战斗的战士”,这个称谓真让人心里感到酸楚。趴在地上还战斗什么?我想,那只是同自己的命运抗争吧,要战胜怯懦,战胜消沉,战胜信念的动摇,战胜疾病和困难重重……趴在地上,还要让自己的艺术抬起头来。所以,当1978年可以站起身的那一刻,创作的欲望像火一样的燃烧起来,生命力也贲张如火山一般。


走出“高干病房”,我跟彦涵先生说,我过些天再来看他,不承想,这竟是最后的见面。


二十一年的苦难,先生说,他还要感谢!


我心中的彦涵先生永远是高大的,他在疾风里扬着头,挺拔地站立着,回望走过的一生,回望远远的家乡,回望亲人、朋友,回望那一幅幅未曾做完的图画……

                                          

(本文2011年10月17日登载于《人民日报》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