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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艺术的方式重构文化记忆讲好中国故事 ——观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作品所想到的

来源:本站 2017/8/17

四川大学艺术学院院长 黄宗贤

 

 

时光如梭,“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的验收工作已近尾声,这项历时5年、有300多位知名艺术家参与的艺术创作工程,自始至终得到中国文联、文化部和中国美术家协会的高度重视,也得到了艺术界的高度关注。在创作过程中,有关部门组织大批艺术家和艺术理论家、批评家,以及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到创作者现场与创作者探讨大型历史题材美术创作的相关问题,交流创作心得,将艺术批评置于创作过程中。在充分调动创作主体创作积极性,尊重创作主体创造性工作的同时,艺术批评的提前介入,也成为这个庞大的创作计划的一个特点。最近,在国家博物馆的验收现场,数十位知名艺术家和艺术理论家、艺术批评家、历史学家,对163件作品进行了严格的、客观的评审,同时在现场由《美术》杂志社组织了部分知名艺术理论家、批评家对整个创作情况展开了学术探讨。大多数完成的作品,得到了肯定,通过了验收,也有一些作品或因艺术质量或因对历史题材把握上的欠缺而未通过验收,其中不乏知名艺术家的作品。从提交评审的作品来看,相当部分达到了当年的预设目标,得到了评审者们和批评家们的肯定。可以说,这是继重大历史题材创作工程之后,在历史题材创作方面的又一次创获。这种创获改变了多年来历史题材美术创作整体低迷的格局,这是以艺术的方式重构文化记忆,传承文脉、增强文化自信的一种有益的举措。“工程”实施的过程及最终呈现的成果为我们提供许多值得探讨深化的理论问题。

 

历史题材创作的当下意义

 

“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无疑是一种主题性创作,是一项国家级的重大文化艺术项目。何为主题性创作?这是具有争议的一个话题,但又有某种约定俗成的含义。凡文章都有主题,凡艺术皆非无意义的涂鸦,真正的艺术作品,无不蕴含着创作者对自然、对生命、对人生、对历史与现实,对时空的一种感悟与价值判断和态度。没有无主题的艺术,无艺术没有主题。但是我们通常说的主题性创作是在一般创作概念上有延伸与特指含义。总体而言,主题性创作往往是指超越个体化心灵、心绪抒写的以彰显主流价值观为目的,以表达集体无意识或唤起文化记忆的具有情节性的绘画创作。也时常意指在创作取向上与政府、政党提倡的主流价值观一致,并由政府倡导或赞助的艺术创作,也即今天我们说的“主旋律”艺术创作。一般说来,主题性创作约定俗成的含义是指后一种创作模式。

    这次“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属于历史题材的主题性创作,但也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历史题材创作。一般说来历史题材的创作具有明确的事件、人物、场景的规定性,创作者发挥的空间是有限的,客观性、真实性、准确性成为评价历史题材创作的重要元素。而“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旨在用视觉的语言、图式来呈现我们民族悠久的历史、深厚的传统和为人类文明所作出的贡献,这种历史、传统与在人类文明史上所作的贡献,当然可能是通过具体的事件、人物和象征性的文明成果来体现的,但是它往往又不局限于具体的历史要素和历史人物、具体场景的表现。用艺术眼光回眸我们民族的历史进程与精神观念演化的过程,形象地揭示与展示我们民族在成长过程中所积淀的文明成果及深邃、博大而灿烂的传统,从而重构民族的文化记忆,增强文化自信,这才是此项计划的初衷与根本旨意。因而,这个创作工程虽然明确了主题,但并非“主题先行”;创作虽有“题目”,但是仅仅是一个大范畴,具有宽泛性和拓展性,给创作者留下了巨大的创作空间,如“仰韶彩陶文化”、“青铜文明”、“战国争雄”、“楚汉相争”、“大风歌”、“石窟艺术”、"盛唐书画艺术”、“宋代画院与书画艺术”、“永乐大典”、“元明青花瓷”等。这种框架式的题目,给每个创作者留下了自我对历史、对文明解读的巨大空间。从什么样的角度、以什么样的人物与事件、以什么样的语言与风格来呈现我们民族辉煌的历史与对人类文明作出的贡献,这需要艺术家以穿越历史烟云的判断力和审美的视野去度量去思考,而非简单的“以图说史”,也非表层的“以图证史”,而是当代人、当代艺术家的一种历史观念、时空意识和价值取向的图像表达与艺术化的呈现。我们注意到,在通过验收的作品中,给人留下深刻影响的往往是那些蕴含着创作者独特的时空意识与审美品位的作品,这些作品以独特的、具有浓郁的传统语汇与图式,来呈现民族文化和精神传统,以及值得我们骄傲的文明之果,冯远的《屈原与离骚》、邬继德等创作的《雕版印刷》、陈海燕等人创作的如《天工开物》等。其中冯远以精致的手法,开合有度、疏密有秩,将浪漫而绮丽的屈骚精神与韵致呈现得淋漓尽致。陈海燕等借鉴传统雕版印刷的插图形式,将古典图谱特有的韵味与现代感的构成相融合,凸显了传统资源的当代性转换的可能性。

    在当下多元化的文化艺术语境中,历史题材或者说主题性创作不仅应有存在的价值,并且有特殊的意义。艺术具有形象地记载文化、记忆,或者重构文化记忆的功能与价值,民族的文化往往就是在这种记载与重构中得以传承、发展,当然也可能被有意无意的“遮蔽”与遗忘。在倡导文化自信的当下,重新认识民族波澜壮阔的历史演化进程,重构民族文化记忆,体认民族传统文化价值,是增强文化自信心的一个重要前提。没有历史感的民族,必定是缺乏方位感的民族,对自我历史文化的淡忘,何从谈文化的自信与自强。在全球化语境中,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贡献,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在构建当代人类共生共存互动关系中的独特意义与价值,被世人有更多的认同。中国美术家在倡导文化自信、力求文化自强的当下,理当有所担当,有所作为。“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的实施,折射出了当代中国艺术家的历史责任感,相信这批通过验收的作品,一定以其形象性、直观性、生动性开启观众追忆我们民族沧桑而辉煌历史的闸门,从而让观众,特别是青少年在建构正确的历史观、体认民族文化价值、增强民族文化自行过程中,发挥积极的作用与有效的价值。

         

历史题材创作在当代艺术格局中的方位

 

    艺术创作由国家或者某一社会团体所主导和赞助,在中西方历史上皆非全新现象。西方古典主义艺术多为主题性创作,并且历史题材的主题性创作占据重要地位。在黑格尔看来,古典艺术在内容上、层次上由高到底依次是历史、宗教题材、人物肖像、静物等,历史、宗教题材与历史叙事方式有天然的联系。西方历史上由皇帝、国王、教会、政府赞助的创作,如凯旋门、纪功柱、帝王加冕、征战、各种宗教题材绘画雕塑等,皆属表达了国家和某一团体意志、趣味的创作。在具有“以史为鉴”传统的中国,历史题材的主题性艺术创作更是源远流长。历史上汉明帝云台阁二十八将画像、唐太宗凌烟阁二十四功臣画像、清代几件尺幅阔大的帝王巡视图、征战图等,这类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美术作品举不胜举。但是,这些属于古典范畴的中西历史题材的美术创作,无不是以彰显统治者功德、价值观和家族盛景与善举或宗教教义为目的,具有明确的如张彦远所说的“图绘者莫不明劝诫,著升沉,千载寂寥,披图可鉴”的价值取向和“成教化,助人伦”功利目的。

    具有现代意义以表现民族集体自强意识为旨意的历史题材、主题性创作在中国主导地位的确立,是在20世纪前半叶的抗战时期。战前,中国的文化统制力不强,几乎很难形成由统治阶层或集团倡导的艺术独占鳌头的局面。抗战爆发,救亡图存成为政府、一切党派和全民的共同任务。反映抗战现实,激发全民族的抗战热情,成为特定语境下艺术创作的主题。这是从上到下的全民族的共识,艺术界形成了以现实的内容、大众的情感、写实的技巧为内涵的“新写实主义”的创作观念与模式,创作了一大批以古喻今和直接反应抗战现实的作品。这种在民族救亡中形成的艺术观念和创作模式,影响了战后中国美术发展的基本走向。可以说20世纪以来,主题性创作成为百年中国现代美术的主流,这与西方现代艺术的发展进程有很大的区别。西方现代艺术更多是社会转型过程中基于个人哲学思考的对传统和规则的反叛,因而充满个性的形式创造与心绪表达,成为西方现代艺术的重要价值诉求。而中国艺术的现代进程既是在人类社会大转型的背景中展开的,更是在救亡图存、文化启蒙、制度革命、社会文化改造和经济建设的历史境况中进行的。表现当下时代变革的风云,彰显民族的集体自强意识,就成为了中国现代艺术最重要的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必然导致主题性艺术创作占据主导地位。当然,也必然使从属性、他律性、现实性、写实性成为中国现代主题性创作的基本特征。不可否认,在百年来的中国现代美术史上,最具思想含量、艺术价值与历史价值的艺术作品主要是主题性创作,这些作品中既有现实题材也有历史题材,当年的现实题材至今也成为了储藏记忆的“历史”画。

   但是,我们也看到,在消费文化浓郁的当下,主题性创作、特别是历史题材的创作被弱化,彰显世俗性欲望的依从市场导向的大众艺术,获得了发展的空间。美术创作的价值取向在一定程度上也发生了转向,这种转向主要体现在:由社会批判、文化反思转向自我心灵体验的表达;由对崇高美学趣味的追求转向世俗情怀和感性欲望的宣泄;由普遍意义的人道关怀转向个体生存状态的呈现;由结构严密的宏大叙事转向零散化的瞬间掠影。凡此种种,皆与中国社会和文化的转型同步发生,而且反映出受西方艺术影响的程度,从间接到直接、从有时差到立竿见影。

在多元化的当代艺术语境中,历史题材或者说主题性创作,不仅应有存在的价值,而且有特殊的意义。如前所说,艺术从来就具有形象地记载文化记忆或者重构文化记忆的功能与价值,当代艺术最根本的特征就体现在多元性、开放性、互动性上。中国的当代艺术不仅不必重蹈西方现代艺术的覆辙,而且应该明确自我的方位价值。民族的复兴首先是文化的复兴,是艺术的复兴,是民族历史及文化艺术价值的再确认,在这个过程中艺术当然有其担当。如何以艺术的方式去呈现反映民族的历史与精神走向,是当今中国文化复兴、强化文化自信的需要,也是艺术本身的需要,因为艺术是一个民族精神的表征、灵魂的呈现、文化软实力的体现。“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的实施,不仅服从于国家文化战略规划,也为中国的当代美术的发展寻求更广阔空间,是构建具有民族气派和时代精神的当代美术体系的重要举措,是当代中国美术家们用艺术的语言讲好中国故事,让世界了解中国、让独具中国特色与中国气派的美术走向世界的战略抉择。中国当代艺术格局中,历史题材的主题性创作不仅在今天,而且在将来,在多元文化艺术的格局中,都应有重要的地位与责任担当。

 

历史题材主题性创作的价值取向

“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的实施,对振兴中国当代历史题材的主题性艺术创作,无疑将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在振兴的过程中,重要在于其价值体系的构建。这种体系应以主旋律与多样化统一为基本目标,着力于在理论上辨析和把握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的统一,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与现代化的统一,保持中国文化身份与国际化的统一,树立国家形象和“以人为本”的统一等辩证关系。在中华文明美术创作工程的验收过程中,我们感受了这项浩大的创作工程带来的震撼,品赏到许多动人心魄的鸿篇巨制,也让人对其中一些作品感到几分遗憾。无论是感动或遗憾,实际上这项浩大的美术创作工程给我们提出了一些关于历史题材主题性创作实践值得思考的理论问题,这些问题提示我们必须要思量并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

一是史实、事件与艺术表现的关系。依据史实,呈现历史这是历史题材创作的前提,但是艺术地表现并非图解历史,并非是以图说史,而是艺术的呈现。艺术性是历史题材创作最重要的价值。历史题材艺术创作关涉史实,也关涉艺术家的对历史的认识、体验与感悟,更关涉情感的相拥。在这次呈现的作品里,有个别作品图说、图解性太强,有如插图之感,缺乏对历史语境的深切认知与感悟,缺乏创作主题的文化想象与情感投入,将事实做简单的说明式的图像呈现,既缺乏生动性也未必很好地把握的事实。相反那些通过验收的动人的作品,如冯远的《屈原与离骚》、俞晓夫的《司马迁与史记》、高小华的《周易》、张红年的《马可波罗》等,无不暗含着创作者对历史人物、事件与文明成果独特的认知、感悟,在历史的回眸中融入自己的文化想象与情感因素,当然最重要的是独特的艺术表达方式。这些作品不仅引发我们对历史文脉的温馨回顾与体察,也让我们感受到当代艺术家胸中深含的历史情怀与艺术创造的激情。没有情怀的回眸,缺乏情感的解读与艺术化的表现,任何试图对历史客观的解读与再现仅仅是一厢情愿,这也不是历史题材创作的根本旨意。“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经典的历史题材创作无不暗含着创作主题的对历史、对时空的独特体悟和对现实与未来的一种默默的期冀。卡西尔在《人文科学的逻辑》中认为,文化客体的构成离不开物质、历史、个人三要素,而物质因素受制于它的历史、心理因素,因而对于历史、艺术等文化客体,必须要以历史和心理的双重视角的观照。人在文化产品中凝聚着人自身的要求和愿望,形成人对自身的认识、理解。作为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主体的艺术家,应该是站在当代的立场以自己独特的历史观和艺术想象来观照历史,表现我们民族的历史进程中最具价值的人物、事件和文明成果。学术也好,艺术也好,说到底是对一种文化价值的研究与表现。中华文明历史题材创作不仅仅是回眸历史再现历史,更重要的是向世人、后人呈现这代艺术家的历史情怀与文化态度。

    二是宏大叙事与诗性话语表达的关系。宏大叙事、英雄叙事是历史题材主题性创作的基本叙事方式,长久以来,历史题材美术创作的经典作品,往往以大题材,典型人物与重大事件来叙述历史,但是这种叙事方式并非是历史事实的图解,也非政治意识形态的图解,而是力求精神的深度,将空间历史化、将瞬间永恒化,在视觉图像中传递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这需要艺术家应以超出日常生活之外的激情和美感来观照、表现世界与自我,即使对历史的、政治的态度与涉入,也该是情之所至,性之所为,以情感性、道义性和超越性,区别于世俗政治的强制性与胁从性,区别对历史被动的涉入与观照。历史画、历史题材创作的艺术性,不仅仅体现在形式、语言、图式上,也体现在想象力、创造力的发挥和情感的释放上。如果仅停留在对所谓历史场景真实性的再现,对艺术技巧的炫耀,不可能打动观众,也不可能是成功的历史画创作。就笔者看来,在通过验收的作品中,如冯远的《屈原与〈离骚〉》、李建国的《尧舜禅让》、陈宜明、郭健濂的《文王兴周》、吴为山的雕塑《老子与〈道德经〉》、刘大为的《张骞通西域》、晏阳、李武的《赤壁之战》、何红舟等人创作的《岳飞》以及王颖生的《徽班进京》等作品,之所以有一种视觉的张力与吸引力,就在于创作者在作品中融入了情感和想象力及艺术的创造力,让我们在艺术的震撼力中去感悟历史的语境以及历史人物的精神气质。如果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仅仅是“历史”而没有艺术,这一定不是这个宏大创作计划的初衷。“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最重要的价值,就在于用艺术的方式讲好中国的故事,这个故事既包括历史的故事,也包括当今中国艺术家在建构文化自信、自强体系中创造与奉献的故事。

    三是公共语汇与独特语法运用的关系。历史题材的主题性创作只有在作者、作品、观众三者之间形成互动共鸣关系,其价值才能得以最大实现。写实性几乎成为了近百年主题性艺术创作的基本特征,也是五四以来形成的艺术的公共语汇。但是,即便是写实模式,其空间仍然巨大。有魅力的作品,无不是艺术家在这个语汇世界中储藏自己独特语法,呈现艺术的独特品味与创造性思考。这次“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作品验收过程中,个别作品之所以未获得通过,不是创作者不投入不尽力所致,而是在艺术语言与形式的运用上缺乏独特性、创新性,缺乏当代艺术语境中的应有的当代气息与艺术个性,将这些作品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经典主题性作品相比也大为逊色。创新性与独特性永远是艺术的魅力所在,冯远的《屈原与〈离骚〉》、唐勇力的《盛唐书画艺术》、张红年的《马克•波罗游记》等作品,都在自己艺术风格的基础上在艺术的形式与语言上有新的拓展,因而给人耳目一新之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次有几件版画作品,如陈海燕等人创作的《宋应星〈天工开物〉》、邬继德等人创作的《雕版印刷》、戚序等人的《中华营造法式》等,巧妙地吸收中国传统雕版图谱的图式与空间及人物表现的方式,使作品极具传统韵味与本土气息,而又不失现代感,使我们看到中国传统造型语言与手法,可以成为构建具有民族特色与当代气派的中国当代艺术创作的重要资源。他们的探索使我们相信中国传统艺术语言与精神的当代转换不仅仅是一种情结,也是一种可能。

     总之,这次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的创获,为中国当代美术的发展注入一股强化剂,为开创具有民族气派、大国风范的中国当代美术新格局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创作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也为当代美术创作提出了一些值得进一步探讨的理论问题。用艺术的方式传承文明,讲好中国故事,是有责任的中国当代艺术家和艺术理论家应有的社会担当与时代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