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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军铸就艺英才——忆凃克同志一些往事

来源:本站 2013/1/27

                                    盘桂兴

     一天上午,我从外面回来,看见楼梯口贴着一张讣告,靠前一看,原来是自治区文联原副主席、广西美术家协会原主席凃克同志,因病于2012年9月19日在南宁逝世,享年97岁。看后,我心里产生了一些联想:广西美术界可能有人对他褒贬不一,虽然他性格上有些急躁,语句上容易激怒个别人,我却对他情有独钟,一向很崇敬他。他离休后,每年大年初一,我都去他家向他拜年,祝福他健康长寿。

    由于他是享受自治区政府副省级医疗待遇的离休老干部,晚年体弱多病,长期在江滨医院住院,久不见面,对他的音容笑貌几乎淡化了,可是,我对他的许多往事却在脑海里时时浮现,记忆犹新。

    我第一次听说“凃克”这个名字,是1963年冬天,在广西艺术学院听我原来的主科老师刘钖永说起,他说:”凃克从上海调回广西了,这个人不错,他是从新四军下来的,我在上海人美工作时就认识他,他的工作能力和业务能力都很强。他调回广西不久,就马不停蹄的去串门、拜访老画家……。“这就是我对凃克的第一个印象。

    我与1964年4月调来广西文联,就在凃克领导下的广西美术家协会工作。当时,我对从新四军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走过来的他,虽然对他的事迹一时还不了解,但我对他非常崇敬,见面我总是称呼他“凃老师“,可是他说:”我们都是共产党员,还是称呼“同志”吧!“以后我还是恭恭敬敬地称他为”凃考试“或”凃老“。

    1964年上半年,为了迎接建国15周年在北京举行的第四届全国美展,广西美术家协会全区各地抽调了一批画家来在北宁街美术美术展览室开办了一个美术创作组。领导上安排我在创作组一边创作,一边负责管理创作人员的生活。在整个创作期间,凃老从始至终经常骑着单车汗流浃背地来创作组指导创作,从政治思想上、到业务的理论和实际上进行启发开导,尤其是对油画色彩的运用上,多次提示绿色世界的主张,反复的讲解,并且亲自示范。他还安排创作人员晚上分批的到他家看他过去的作品、看他作画,总是让大家高兴而来、满意而去。大家也都很崇敬他,关系非常融洽。

    在创作组那段时间,我还听他讲了许多关于他参加新四军的故事:1935年,他考入了国立杭州西湖艺术专科学校西画系。“七七”事变发生后,他怀着一腔爱国热情,参加了浙江省抗敌后援会杭州参加巡展。1938年,上海、南京失陷后,艺专内迁。凃老不远随校迁离杭州,而想前往陕北投奔延安,但没有路费,于是跟随一位同学去到他在皖南休宁县的家中暂住下来,一边等待家里寄钱,一边画些揭露日寇侵华罪行的宣传画,在当地巡回展出。这些活动受到当地底下党组织的关注,问他想不想参加新四军,并给他介绍认识一些新四军的朋友。后来在朋友们的帮助下,他于1938年5月到达暂设在太平的新四军军部,参加了新四军,并分配到新四军战地服务团,不久,被任命为绘画组副组长。

    在战地服务团,凃老感到什么事都新鲜,浑身有一股使不完的劲儿,画了不少宣传画,有一次赶任务,十天时间画了十幅两丈长的大布画,还出版墙报,宣传新四军的抗战事迹。

    凃老工作积极,思想进步,到服务团不久,就被服务团党支书章蕴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一次,章蕴问凃克有什么理想和想法,凃老不假思索地回答:“我已经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当了一名革命的画家,已经很‘理想’了,还有什么其他的想法呢?没有了!”章蕴笑了一笑,并严肃地对他说:”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部队新四军,并不等于参加了共产党”,并对他讲解了党的纲领和党章。凃老听了,感到自己原来的认识太幼稚了,于是表示决心,用实际行动争取做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同年10月,经章蕴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一名光荣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战士。

    1938年底,凃老被调到谭震林率领的第三支队,分配到政治部宣传科管文艺工作。一次,谭司令见到了凃克就说:“搞画画,我们现在没有这个条件,部队是刚下山的红军,战士们爱唱歌,但只会唱《义勇军进行曲》和《大刀进行曲》,你要给战士们多教会几首歌。凃老回答说:”行,把我会唱的歌都教给大家。”谭副司令又问:“教完了怎么办?”凃克说:”教完了我就没有办法了。“谭副司令又问:”不能自己写吗?“凃老说:”不会,我没有学过作曲法。“谭副司令最后说:”知识分子嘛,什么不会,你不但要教新歌,写部队生活和抗日救国,动员民众起来打日本鬼子的新歌。“不久,谭副司令就派侦查员去敌占区买回丰子恺的《作曲法》等一批有关作曲的书籍。从此,凃老就与作曲结下了不解之缘。经常一边教唱新歌,一边练习作曲。一次,部队要去伏击日寇的军需车,凃老随军出发,在伏击战中,缴获了大量的军大衣、毛毯等军需品,大家高兴地不得了,在归来的途中,凃老边走边想,边走边哼,一段喜悦的旋律从他脑海里跳跃而出。回到住地,一口气写完全曲,定名为《胜利而归》。不久,在部队传开了,还传到了别的部队和地方,传到了东北的部队中,被称为部队十大流行歌曲之一(解放后还作为大型纪录影片《百万雄师过大江》的一段插曲)。凃老的处女作一举成名,之后,他一发不可收拾,又写了多首歌曲。1939年秋天,他奉调回军部战地服务团,被任命为音乐组组长,这时,他与音乐家沈亚威合办了一个不定期的音乐刊物《前奏》,对推动军队和地方的音乐活动发挥了重要作品。

    凃老是在部队自学成才的业余作曲家,在整个战争年代,他写了100多首歌曲,为丰富和活跃部队生活、鼓舞士气,争取战争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0年夏天,凃老随部队抵达陈毅、粟裕领导的苏北指挥部,被任命为指挥部政治部文艺科长。从此,他与陈毅结下了深厚的情谊,陈毅很器重这位青年画家,为了培养他画出更多战争题材的画,在黄桥战役打响之前,陈毅把他拉到他的前线指挥部,让他了解决战的全过程。凃老在宣传和做支前工作的同时,画了一批漫画,并刻印成传单,连同一些歌曲,夹在群众支前的烧饼中送往前线,让前线战士在分享黄桥烧饼的同时,欣赏到漫画的喜悦,鼓舞士气,高唱起胜利的歌声。

    1941年皖南事变后,凃老为了配合反击国民党顽固派,赶绘了一批反映皖南事变的连续宣传画,作为文艺科长的他,还组织音乐和戏剧节目,到城镇乡村进行宣传,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媚敌反共的丑恶面目,激发军民团结抗日反对倒退的斗志。在苏宁苏北转战中,他和美术组则沿途用石灰浆和颜料书写大标语张贴宣传画,或边走边写,边走边画,画当刀枪,开展文艺宣传工作。

    1943年,是苏中抗日斗争极端艰苦的日子,指导员们白天隐藏晚上行动,经常居无定所,食不果腹、军情紧急时,有时一夜变换住地多处,凃老仍旧休息时就画速写,一有情况,背着他那一卷爱不释手的画稿和手写音乐就跟着部队走,走到哪里他的画稿和音乐稿子就背到那里,直到解放。

    1945年,凃老到苏中党校学习结束后,被调到苏中报开办《苏中画报》并担任社长。后改为《江淮画报》社任副社长,还与赖少其等人组织一个美术组织木刻同志会,在敌后开展木刻研究创作活动。

    1947年,新四军军部北移山东,凃老任《山东画报》社美术主任,后改为《华东画报》任编辑及美术摄影记着。

    1948年秋天,他随队伍南下,参加解放济南战役,担任文化大队美术组副组长,在做支前和宣传工作的同时,坚持画速写 。济南解放后,他组织举办了一次战争题材的美术作品展览。

    在那战火纷飞的战争年代,凃老经常深入人民群众和战士们之中,与他们同呼吸共命运,因此,他的作品具有很强的人民性和战斗性。他前后共画了四百多幅画、炭精画、油墨画、水彩画、竹笔画等。1949年就有十几幅作品参加了北京全国第一次巡回美展,《贫雇农小组会》等作品参加了莫斯科国际造型艺术展览会。解放后,他共有120多幅作品分别被南方军事博物馆、中央军事博物馆、江苏博物馆、中国美术馆、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广西博物馆、人民大会堂广西厅等作为文物收藏。上述被收藏的作品,正是对他在铁军长期征战中锤炼出来的艺术家一生杰出成就的肯定。

    1949年5月,上海解放,他又跟陈毅的第三野战军进入上海、担任上海军管会文艺创作办公室美术创作组组长,还筹办《上海公安画报》。1953年被调回业务部门,任上海市文化局艺术处美术科长。同年加入中国美术家协会。从此,他结束了十余年的军旅生活。

    以上这些故事,好像不止听过一次,对我很有启发,印象很深。可惜“文革”前与他相处时间很短。我于1964年8月就去了农村搞 “四清”运动,知道1966年9月才回文联,此时,他已“靠边站”,直到1979年,他回到广西文联工作,我也回到广西美术家协会,才又一起共事。

    “文革”后,凃老作为广西文联副主席、广西美术家协会主席,很冠希广西文艺事业的发展,对广西美协的工作很重视,经常身体力行,以身作则,亲自过问,他喜欢管大事,不论大会小会不论去到那里他都要作报告,谈文艺发展的方向,要求按党的文艺方针和政策办事。他重视培养美术新人,尤其是对广西少数民族美术新人的扶植,更是有口皆碑。

    他在探索油画民族化和具有南方亚热带色彩的新画派的道路上不懈的追求。自1963年回到广西工作以后,他走遍了广西的山山水水,所到之处,看见广西地处亚热带气候大自然的色彩,到处都是一片绿色的世界,就开始致力于油画风景画的研究与探索,提倡创新主张让作品以全新的现代意识、简洁的装饰性构图、微妙高雅的抒情色调出现。他身体力行,创作了一批反映现实生活题材的油画风景画,让人耳目一新,深受群众欢迎。在他的影响下,我退休以后,也注重以广西亚热带植物、花卉为题材,尝试着创作工笔花鸟画,可惜来不及得到他的指点。

    他一生之所以画了那么多作品,这与他对美术创作的挚著与勤奋有关。不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一有空他就画画,出了开会和工作之外,星期六晚上和星期天,更不轻易放过,那是画画最好的时间。可是,在那极左的年代,有人就批判他“重业务,走白专道路”。凃老不服气。他说:“别人星期六晚上和星期天去跳舞、去看电影就可以,我不去,我在家画画就不行?岂有此理。”他总是以此鼓励画家抓紧时间多搞作品,多出作品。

    他作为一个老党员、老革命、党性强,顾大局、识大体,一切听从党的安排。他从上海带回来广西的三个小孩,“文革”后期响应党的号召有两个稍大的下乡插队,大部分“知青”下去插队三几年就抽回来安排了工作,可是他对自己小孩插队问题不干预,让他们在下面锻炼成长,结果大的男孩插队了六年,小的女孩插队了七年,是最后一批回来的,安排在服务行业工作,凃老从不干预,一切由组织安排,毫无怨言。

    凃老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明磊落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党和人民的文艺事业奋斗的一生。抗战爆发后,他投笔从戎,参加新四军,为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为新中国的建立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他的逝世,是广西美术界乃至广西文艺界的一大损失,也使我失去了一位亲身受益、备受尊敬的领导。今后要铭记他的教诲,发挥余热,继续努力,争取多做一些对人民有益的事情。

    凃克同志安息吧!

                                                                                   盘桂兴

                                           2012年10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