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术理论委员会

第四届“中国美术.长安论坛”——“丝绸之路.汉唐精神与中国国家美术发展战略”综述

                             第四届“中国美术•长安论坛”
             ——“丝绸之路•汉唐精神与中国国家美术发展战略”综述


                                         陈明
    2014年4月16日至17日,以“丝绸之路•汉唐精神与中国国家美术发展战略”为主题的第四届“中国美术•长安论坛”在西安隆重举行。“中国美术•长安论坛”每两年举行一次,本次论坛由中国美术家协会和中国国家画院主办,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中国国家画院美术研究院、陕西省美术家协会承办,西安美术学院协办。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刘大为、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国国家画院院长杨晓阳任组委会主任,组委会副主任分别为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副主席吴长江,陕西省美协主席王西京,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主任薛永年,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国家画院副院长张晓凌,西安美术学院院长郭线庐,陕西省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主任程征。本次论坛由杨晓阳院长任总策划,薛永年、张晓凌、程征任总主持。秘书长由中国国家画院美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高天民,中国美协理论委员会秘书长、《美术观察》主编李一,西安美术学院教授杨季担任。近些年来,中国美术在稳步推进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其中,如何依据传统文化精神和资源重塑中国当代美术,已成为在新形势下中国美术发展不可回避的重要课题。本届论坛的召开,适逢习近平主席提出打造新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之际,以“丝绸之路•汉唐精神与中国国家美术发展战略”为主题,目的是希望以战略性的思考,为中国美术的未来发展提供理论思考和支撑。


    论坛开幕仪式由中国国家画院副院长张晓凌主持,陕西省宣传部副部长陈彦、中国国家画院院长杨晓阳、中国美术家协会巡视员刘健、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主任薛永年、陕西美术家协会主席王西京、西安美术学院副院长贺荣敏分别致开幕辞。杨晓阳院长在致辞中指出,汉唐时代各个方面成就的辉煌,表现出一种奋发向上的精神,体现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在艺术上更是体现着大美为真的写意精神。今天,重视中国美术国家发展战略刻不容缓,弘扬中国精神,研究中国标准,创造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当代作品,是中国美术界的责任,也是长安论坛的重要使命。薛永年教授认为,第四届长安论坛的主题呼应了第一届论坛的主题“中国美术与世界艺术走向”,同时更自觉地把美术史的研究与当前创作研究密切结合起来,把学术探讨与国家文化战略紧密联合起来,体现了高度的文化自信、文化自觉与文化担当意识。陈彦副部长说,在目前这样一个历史节点,召开“丝绸之路汉唐精神与中国国家美术发展战略研究”论坛,不但恰逢其时,也体现出汉唐精神与世界性的眼光。刘健巡视员也指出,汉唐精神与中国美术这样一个重要的论题,不仅是时代的需要,也是现实的需要,更是中国美术未来发展可能的重要部分。王西京主席表示,“长安精神”实际上是文化精神,是中华文化精髓的一部分。在今天全球文化背景下,研究汉唐的包容、雄强等文化价值,对于我国美术界传承中华传统文化意义重大。贺荣敏副院长表示,“中国美术•长安论坛”已经根植于陕西这片高天厚土,他相信由中国美协、中国国家画院主办的第四届“中国美术•长安论坛”,一定会取得丰硕的成果,西安美术学院也将会一如既往全力做好各项会务工作。开幕式结束后,中国国家画院院长杨晓阳代表组委会宣布,第四届“中国美术•长安论坛”开幕。

 
    本次论坛汇集了国内外众多著名美术家理论家,共有近50人与会,来自中国大陆的专家主要有:陈绶祥、王镛、潘耀昌、孙津、丁宁、陈池瑜、林木、郑工、牛克诚、周晓陆、尚辉、高天民、杨振国、王平、乔宜男、王鲁湘、顾平、张译丹、朱其、陈明、董雷、高秀清、仇春霞、杜少虎、郑弌、程征、赵农、王宁宇、张建林、沈奇、韦宾、刘天琪、张渝,著名画家有周韶华、刘文西、崔振宽、郭全忠等。参加本次论坛的海外专家主要有科维斯L•卡特、彼埃塔、安特•格利博达、巴布鲁克、张惠明、高千惠、曾肃良、潘襎、卓有瑞等。其中,李一与赵农、高天民与张渝、王平与张译丹分别担任论坛一、二、三场次的主持人。专家们以五个参考议题展开相关研讨,分别为:“中国国家美术发展战略研究”、“汉唐精神与世界眼光”、“汉唐精神的当下意义”、“汉唐美术与对外交流”、“汉唐画家与画史研究”。
    研讨会第一场的论题是“汉唐精神与中国美术发展战略”。主持人李一、赵农首先介绍了第一届到第四届“中国美术•长安论坛”的基本情况,并对本届论坛的主题做了说明。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陈绶祥率先发言,他对于汉字与国画的文化意义及中国美术的文化战略等问题做了深入的探讨。陈先生认为,汉唐之所以伟大,是因为汉代在文字统一之后,书法成了中国人最高的文化品格、文化标准。所谓汉唐精神实际上是一种朴实、自由、牢靠和一种灵动飞舞的精神,这个精神使得中华民族每一个人都在自由的芯片上发展自己的生命,得整个国家和谐永久的发展。如果我们中国的文化战略不重新审视汉字的教育和普及,研究汉字的发展,则将失去中国作为一个文化强国和文化大国的结构。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孙津认为,“国家美术”所具有的特定含义,在于对政治导向的要求。这种导向本身是一种政治文化,但它并不与艺术自身的自由意识和审美形态相矛盾。国家美术与政治文化的一致性,体现为如何使美术的繁荣发展成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的构成部分。孙教授的观点在四川大学林木教授的发言中得到回应,林教授从传统观、历史观、民族观与国际观几个方面,提出了中国国家美术的建设必须解决的基本观念的修正问题,比如反传统倾向、进化论的历史观、国际主义及国际崇拜、对民族主义的消极理解、一边倒的国际交流观等。如果不修正和批判这些流行观念,自主自信的当代中国国家美术的建设就纯属空话。
    对于研究汉唐精神以及如何考察和吸取汉唐精神,也是专家们关注的议题。著名画家、学者周韶华在发言中认为,汉唐盛世是中国文化巅峰的最早范本,中国现代的伟大复兴,需要从汉唐盛世文化汲取营养。他的解决方案是“以中化洋”,通过三个融合:中国点线与西方块面的融合;中国水墨与西方色彩的融合;中国章法与西方构成,共同推动东方艺术的新发展。《美术》杂志执行主编尚辉认为,汉唐不仅奠定了中国的国家版图,而且奠定了以汉民族文化为主体的国家文化形态,并且以一种罕有的文化自信,包蕴与融合了各种外来文化的美术样式。中国今天所进行的美术文化的伟大复兴与在世界格局中的份额,都可以在汉唐艺术的精神中获得启发,只有以文化的自信及其精神的支撑力,以开放和包容的文化心态,才能在承传与创造中走出中国美术的自主发展,并影响人类艺术历史进程的独特道路。
    关于汉唐精神和中国美术发展战略,美国两位学者也提出了极有价值的论点。国际美学协会主席卡特认为,应该从大的思想、具体的理念和现实的环境三个重要的因素出发,考察汉唐两种文明。他说,汉唐时期的诗歌、绘画、音乐、舞蹈之中,蕴藏了人们相互斗争而又融合的思想,而在装饰艺术品中,也都展现了这些精神的斗争与融合。西方艺术在80年代对中国艺术产生巨大的刺激,这种刺激甚至超过了汉唐时代的影响,但这并不是代表当代艺术屈服于西方艺术,而是在汉唐那样保持着中国文化的特性,大多数的中国当代艺术家能够在学习西方艺术实践当中而不丧失中国艺术特征,这种艺术就是对传统艺术家们的尊重和学习。而美国学者大卫•巴布鲁克则认为,传统艺术本身是一种冲突和碰撞,是过去人和自然的碰撞,以及现在人们对一些血肉之躯、对自然界沟通之间的碰撞。大卫引用唐代禅宗大师慧能的观点,指出人的意识感知和客观感知是一种真知,这种真知是从心里发出来的,和自然是融合的。慧能的文字表明,从唐朝开始产生的禅宗对影响世界的中国美学有着巨大的贡献。它表达了每个个体对自然界、对周围人以及所有事物最真挚的天性。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陈池瑜对中国艺术的品评标准和价值体系的发展进行了深入的阐述,他认为,在中国艺术创作、品评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建立起了中国艺术的品评标准和价值体系,它们规范和推动了中国艺术的健康发展。而中国国家画院美术研究院研究员王鲁湘则重点论述了汉唐墓室壁画的风格特征和文化意义。他认为,汉唐时期正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基本定型的时期,因此在这个时期所呈现出来的帝国气象,确实有着非常深刻的意义。在汉代的墓室绘画中,弥漫着一种非常统一的乐观,这种乐观是在这样一个民族共同体刚刚成长、生长、融合的过程中,一种时空的向往或者时空的自我设定。这样一个健全的世界观、健全的宇宙观、健全的生活观,是今天所欠缺的。唐代给人留下的印象就是流光溢彩的时代,唐代壁画所展现出来的这样一个世界,和当下社会发展的情况,其实有相当多贴近的地方,因此,在今天谈到中国国家美术发展战略的时候,汉代或者唐代所展示的艺术空间、艺术情调和艺术精神,对今天艺术的发展战略肯定是非常有意义的。
在中国国家画院美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高天民、陕西学者张渝主持的第二场研讨会中以“汉唐美术与中国文化精神”为主题展开了讨论。在讨论中,部分专家从考据和考古的角度,对汉唐艺术做了独出心裁的研究。南京大学教授周晓陆讨论的题目是“美术史就是交流史”,他认为,汉唐艺术有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就是胸怀宽广地吸收西方的东西,吸收西方的艺术营养。同时他也指出,中国的政治特点以及中国文化的特点是以农业为基础,高度稳定地发展,其价值观是一种集体主义价值观取向,这种取向容易造成自以为是天下最强的、最好的,这样就容易在发展到极盛之后,会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即没有交流就没有艺术的生命。在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当下,中华民族应当有迎接西方、拥抱西方的胸襟。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张建林对唐陵石刻中的蕃酋像做了研究。他指出,蕃酋像石刻是唐代帝陵陵园石刻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延续至唐末,并影响到后代的帝陵石刻制度,甚至对朝鲜半岛的新罗人也有影响。从初唐的昭陵到晚唐的唐懿宗陵墓,都发现了蕃酋像。按照“事死如事生”的观念来猜测,用这种蕃酋像是来象征皇帝在生前的威仪。
    在考据方面,中国艺术研究院美研所副所长牛克诚、台湾师范大学艺术史研究所教授曾肃良、德国路德维希美术馆艺术总监彼埃塔均有精彩的论述。牛克诚研究员对晋唐审美中的“妍”做了深刻论述。他认为,在晋唐时期,妍从最初“美女”、“女色”的女人本义,向花卉、禽鸟、景色、季节等语域扩展,向美的容貌、姿态、风度、形状、色彩乃至声音、语言等语义全面展开,并进入书法、绘画品评体系。他还探讨了“妍”与“质”、“焕烂”等的语义关系,以及“妍”作为审美范畴的可能性。曾肃良教授在发言中谈到了汉代美学思想与视觉艺术表现的问题,他以汉代视觉艺术,包括绘画、漆器、雕塑、画像砖、陶瓷等作品为例进行论证,认为汉代美术在形式上遵循着一种简约朴素的原则,而在内涵上往往隐藏着一种宁静、优雅而空灵的气质。汉代美学的特色是简约却繁复,静定却灵动。彼埃塔女士以汉代时期的壁画和雕塑为考察对象来谈汉唐时期空间概念的差异。她认为,当绘画和雕塑两者具有指代关系的时候,它们之间存在着很深的关联性。在敦煌洞穴里的雕塑呈现出的特殊的图案排列,指代了佛教中独特的艺术和精神概念。在唐代时期,这一概念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并发展出一种令人难忘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不仅表现在艺术面貌的变化,同时也表现在对空间的思考之上。
    中央美术学院博士生郑弌以“邈真之辨:从祭祀到纪功”为题,论述了唐五代时期敦煌地区邈真的性质与特点,阐释在彼时特定时空下,这一图像内含的礼仪功能是如何由祭祀性的祖先图像,转化为纪功性的生者真仪的。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员高秀清论述了中国汉唐时代“书写”活动。她认为,“书写”是人类遵循实践规律的、追求功利目的的一种活动。汉王朝和唐帝国是中国封建社会重要的发展阶段,都是属于政治安定、经济繁荣、国力强盛的时代。中国书法在这一时期在知识记录、信息传播、思想交流、情感表达、学术研究、诗文写作等方面面发挥了巨大的功能,对此后华夏文化的建设与发展有着重要深远的意义和价值。陕西师范大学教授韦宾对今年初出版的《明清别集画学文献类聚》进行了介绍。《明清别集画学文献类聚》裒辑了散佚于四库群籍三千四百余种明清别集中的画学文献四万两千六百余页,并按序、记、诗、赞、书等文体分类,并全文收入四十七种画家别集。这是近些年来最大规模的画学文献集成与辑佚,也是陕西学者近年来对美术界的一项重要贡献。
    关于汉唐艺术精神和价值、意义,中国艺术研究院王镛研究员、法国著名国际策展人安特•格利博达、中国国家画院美术研究院研究员顾平分别作了自己的阐述。格利博达先生对汉唐精神的现代性价值做了阐述,他认为,汉唐两个王朝在中国历史上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表现出的思想和活力,对一个统一地域的归属感以及在中国,以及世界文明的卓越贡献等方面是非常重要的。 汉唐两个朝代极其丰富的艺术遗产和手法的新颖,想象丰富,受到了世界的瞩目,直到今天这些作品的创意,仍然能够引起我们的思考。顾平研究员对汉代美术中的伦理精神及其典范意义做了深入阐释,他指出,汉代统治者极力强调“以孝治天下”,将孝看作是维护社会等级关系以及社会统治秩序稳定的伦理精神基础。因此,催化了汉代厚葬之风。现在可见到的汉代美术,基本是汉代厚葬之风的产物,其中蕴含了浓郁的伦理精神,具体表现为对“孝”伦理的遵奉、“事死如生”的现世精神以及“天人合一”的宇宙精神。王镛先生的发言对写意精神的精髓和现代意义做了深入阐述。他认为,写意精神是中国传统艺术的精髓,而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也是中国传统艺术的写意精神与西方传统艺术的写实观念分野的关键。中国传统艺术和现代艺术的写意精神的终极目标,是达到人与自然完美融合的精神自由境界。中国艺术的现代性可以从传统艺术的写意精神当中吸取灵感。陕西画家张杲代表画家在发言中指出,唐代是一个非常开放的时代,我们应该继承汉唐时代对外开放的政策,对全人类的文化采取一种兼容的态度,把汉唐精神发扬光大。
    与前面几位专家不同,北京大学教授丁宁以董希文的《开国大典》和陈坚的《公元一千九百四十五年九月九日九时》两部作品为例,探讨了摄影对于绘画不可忽视的作用。他认为,摄影在1950年代是非常重要的资源,但是这个资源的利用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人们对摄影本身,而不是作为一个重要的艺术资源的约束。到1980年代,摄影才慢慢作为艺术本身被收藏,老照片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视觉文化的组成部分。当今,摄影艺术已经越来越重要,摄影打开的是认知这个社会的窗口,让我们重新思考在当代艺术中摄影所占的位置。
    在中国国家画院信息中心主任王平和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张译丹主持的第三场研讨中,专家们以“汉唐精神的当下意义”为主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关于汉唐精神的当代性问题,美籍台湾学者高千惠以“声闻于野——当代艺术中的欧亚路桥跨文化回溯”为题,对跨当代艺术中的当代性和中国性、区域和本土这些命题做出了深刻的阐释。她指出,丝绸之路开通以来,北亚、中亚和西亚的艺术出现了最早的文化国际化现象。中国古都长安(西安),曾经是文化交流大都,是丝路之路重要的一站。作为一个过去的“大文化服务器”,它曾启动这条纬度的文物迁移,成为历史的“地域性”遇见“全球化”的先期经验。她还以绵绵丝路对照今日的网络传播功能,以国际大展中有关北纬35度至40度的艺术探源为例,从历史据点的文化意义出发,探讨了当代国际艺术中交流中可能的策略与方位。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陈明以水墨创作的当代性转变为例,阐释了汉唐精神对于水墨画创作的当代性价值。他认为,当代水墨创作正处于一个两难的境地——高度成熟的笔墨程式难以逾越,而抛弃笔墨程式乃至传统精神的创新则往往失去了中国画的面目。水墨画的当代性转变既不可能通过笔墨“回归材料”达到,也不可能通过摹古获取。汉唐精神的产生是在中国文化的强盛时期,是中华民族几百年来失落已久的大美,也是构建浑厚艺术的良药。因此,当代水墨画创作者不妨从汉唐艺术中汲取超逸豪迈、沉厚博大的艺术精神,补正当代水墨创作中的孱弱缺陷。
    关于西方与本土、东方与西方的关系问题,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教授潘耀昌、鲁迅美术学院教授杨振国分别作了探讨。潘耀昌教授以中国水彩画创新为例,讨论了外来画种与本土传统对接的途径。他认为,外来画种的引进,必然会与本土文化融合,作为一种主动的举措,就是与本土传统对接,脚踏实地,确立自信。他还以中国当代水彩画为研究对象,选择丁寺钟、林绍灵、平龙三位画家的创作为案例,通过画家相关的观念和理论,讨论借助本土文化传统创新的成功经验,思考水彩画摆脱劣势,凸现主体意识,确认国家民族身份的问题。杨振国教授在发言中认为,从中国自身的角度看,当代美术是中国近现代美术发展的逻辑链条的必然结果。但是,当代美术与西方艺术、文化、思想观念的关系非常复杂,既有表层现象的,也有深层结构性的,其对于建构当代中国美术的意义也就需要不同于以往的视角加以研究。西安工业大学副教授刘天琪以“劫难与重生”为题,讨论了西部与敦煌艺术写生的相关问题。他通过西方探险家发现、盗取中国西部文物这一历史事实,检讨由此引发并影响中国文化与艺术发展的中国艺术家关注西部、走进西部、描绘西部等相关问题。
    关于汉唐艺术及文化的研究,法国东亚文明研究中心研究员张惠明、台湾佛光大学文化资产与创意学系主任潘襎、中国国家画院美术研究院研究员朱其、艺术学博士后杜少虎、北京画院理论部研究员仇春霞、西安财经学院文学院教授沈奇等人分别作了论述。张惠明研究员指出,初唐时期最著名的西域画家尉迟乙僧曾经常住唐王朝首都长安,他曾经在唐代的两京——长安和洛阳一些最著名的寺院都留下过壁画作品,他所代表的西域画风对当时以及后来的唐代美术创作都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随后,她从文献学的角度,以画史及画论为基本材料,探讨了尉迟乙僧的籍贯及其西域画风在两京地区对唐代美术创作的影响。潘襎教授以“流转与乡愁”为题,讨论汉唐文化对其他文明的一些影响。他认为,“唐”这两个字,在传统日本文化中代表着“中国”,并且广泛运用于许多领域。及至近代,日本美术大家竹内栖凤表现中国意象,梅原龙三郎也有北京城的表现。最明显的“长安”影像表现,则是平山郁夫透过“丝路”美术,再现盛唐文化的追忆。唐代一直是日本文化中神秘却又是文化建构与解构的深沉意识。朱其研究员认为,佛教在后汉时期进入中国,通过翻译逐渐形成佛教的中国变体禅宗,禅宗体系推动了汉唐的佛像画和石窟造像的运动。唐代时期,在禅宗的影响下,中国的诗歌、绘画开始了一个重要的转型。这一转型首先是禅宗的“境”的概念进入了诗歌,在王维、谢灵运、柳宗元等人的诗歌形成了“诗境”概念,使得王维等人以禅境为中心的诗歌成为唐诗的重要部分。王维等人诗歌中的“意境”概念,又在王维的主导下进入了绘画,拉开了文人画中“写意”模式的序幕,中国的诗歌、绘画由此在唐代正式开始转型。仇春霞研究员讨论了谢赫的理论和绘画成就。她认为,谢赫是继陆探微以来一位重要的人物画家。在实践方面,他身体力行,力求在人物画的准确性上做出表率。在理论总结和品评方面,谢赫站在学术前沿,总结前辈画家们如顾恺之、戴逵、陆探微、顾骏之的写貌成就,并结合多方面的因素,总结出了“应物象形”的人物画品评法则。杜少虎博士后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讨论了汉唐壁画中“没骨”画法的历史变迁。他认为,壁画是相同文化区中居民宗教信仰、生活习惯、文化心理的历史见证和缩影,由于人的相关活动以及文化空间的尺度转换,这种凝聚了中国民族文化心理图式的“没骨”画法在不同的历史区域和文化群体空间中发生、形成、衍变并保持相对稳定状态。从西汉洛阳烧沟墓室壁画的本土写意笔法到唐代章怀太子李贤墓壁画的西域融合技法的历史衍变,可以看出中国古代绘画技法在地域之间的时空演变线索,甚至能够发现东西方文化交流与融合的痕迹。沈奇教授在题为“诗意•自若•原粹——关于‘上游美学’的几点思考”的发言中,以“诗意”、“自若”、“原粹”三个关键词的重新阐释为主导,以作者原创性的“上游美学”概念为核心,提出持续百年唯现代为是和唯创新是问的“新文化”、“新文学”、“新美术”之后,如何在西学不如“洋人”、中学不如“古人”,“枉道以从势”(孟子)而“原道”隐遁的时代语境下,以现代学人与艺术家的自若主体及深广视野,重新认领诗性汉语和诗意中国之“原粹”基因,并在现代生存体验、现代生命体验和现代语言体验的转换中,寻求与传统文化既可化约又焕然不同的发展道路。
    专家发言结束后,主持人张晓凌作了总结。他首先对此次论坛的主题作了阐述。他认为,本次论坛之所以推出这样一个主题,不是哪个人的学术追求,而是中国当代社会发展大背景在文化上的一个必然体现,它既鲜明地呈现出中国当代美术发展的基本价值取向,也毫不遮掩地表现出建构主体地位的文化雄心。关于这次论坛的发言及相应的学术成果,张晓凌从四个方面予以了总结与评价。一、中国国家美术发展战略。张晓凌指出,五四以来有二个现象值得注意,一是晚清以来所形成的文化进化论;一是以西方现代文化为典范的文化理想。这两者基本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化发展的基本坐标。在这次论坛上,诸多专家都表达出脱离或颠覆这个坐标,回归本土文化正朔,建构中国当代文化主体的愿望,这是一种可以用伟大来称呼的新思潮,也是本次论坛的重大学术成果之一;二、汉唐精神与当代艺术。能否将汉唐以来的传统文化资源转换、重构为中国当代艺术的某种特质,各位专家也给出了各种有思想价值的方案;三、在微观研究层面,学者们对汉唐艺术的审美范畴、艺术形态也作出了深入的研究,成果蔚为大观;四、现代性问题。中国百余年的现代美术实践表明,现代性是一个跨语境、跨文化的现象,并非西方一家独有,因而,它是一个复数。本次论坛不仅是一次学术的盛会,也是理清中国美术发展方向的思想的聚会。
    程征教授代表东道主做总结。他说,如果丝绸之路是一条横向的线,那么汉唐精神就是一条纵向的线,因为唐代不仅仅关注胡文化,而且还通过丝绸之路跟外界交流,壮大了自己。历史的经验告诉世人,开放、融合才能发展,他希望来自国内外的专家学者,能让陕西的艺术家们振奋起来,再次发挥应有的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