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览资讯

展览作品

展览介绍

  10月18日上午10时,由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美术家协会和中国美术馆共同策划主办的“向人民汇报──‘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当代十五位美术家作品展”在中国美术馆隆重开幕,展出李焕民、詹建俊、刘文西、徐匡、刘大为、韩书力、吴宪生、赵奇、许江、骆根兴、陈坚、郑艺、于小冬、陈树东、柳青等15位长年扎根基层、深入生活、从人民的伟大实践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营养、不断进行生活和艺术的积累、取得丰硕成果的美术家的代表作75件,以及个人写生速写稿、创作谈和专家评论,循环播映个人艺术创作专题宣传片,并出版发行150件作品的同名画集。下午14时,将在中国美术馆报告厅举办专题研讨会。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2014年习总书记在北京主持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更鲜明地提出“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郑重论述艺术对于生活唇齿依存的关系,强调艺术对于社会民生的关怀。会议召开一年以来,中国美协通过特邀美术家创作主旋律作品、组织专家指导、举办创作培训班、带领美术家下基层写生、举办美术作品展览、开展美术支教和志愿服务等百余项专题性活动,积极引导美术家主动地承担起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引领社会进步的历史责任,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内容丰富、形式各异的美术创作、展览、研究活动,为人民群众提供了丰盛的精神食粮。为进一步落实习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繁荣美术创作、推动美术创新,褒奖一批长期扎根生活、情系民生、为人民造像并取得艺术成就的当代美术家典范,中国美协召开专家认证会,确定为这15位老中青结合的美术家举办专题学术展览。他们不仅有20世纪五、六十年代塑造新中国人民形象的杰出代表,而且有20世纪八、九十年代刻画改革开放的民族形象的时代先锋,还有的是新世纪表现消费社会民生形象的佼佼者。他们的艺术创作为中国画的现代转型,为油画、版画、水彩和雕塑等外来艺术的民族风格、中国精神的形成做出了卓越的探索。更为可贵的是他们始终如一,长年坚持扎根生活,深入发掘属于自己的艺术富矿,寻找到自己抒发情怀的创作母题。他们或深入边远偏僻的乡村、边地少数民族聚居区写生,或时刻观察身边生活,收集创作素材,力求从人文主义视角观察和揭示新中国人民大众更为深刻的精神内涵。刘文西笔下的陕北农民是质朴善良的,吴宪生刻画的农民形象如家人般真切朴实,赵奇描绘的农民则总是具有一种苦涩感,郑艺则展现了一个现代普通的中国农民身上所包含的艰辛与刚毅、迷茫与坚守并存的精神气质;詹建俊刻画出激昂的理想主义垦荒知识青年;李焕民、徐匡表现出喜悦的翻身农奴形象;刘大为、韩书力、于小冬、陈坚笔下蒙古族、藏族、塔吉克族人物群像,揭示了这些民族的静穆坚韧的精神世界;骆根兴、陈树东集多年军旅生活的积淀塑造出厚重坚实的当代军人形象;柳青则最直接地呈现了当下日常生活中的民生众相;许江则通过葵园来探寻中华民族在屈辱、磨难中抗争与奋起的民族精神。

  这些标志着新时期有关人民与民族形象塑造的经典之作,并不是简单地说明生活,也非刻画标签式的人物形象,而是试图从更加深广的历史、环境、民俗和哲学的角度来发掘人民与民族形象的丰富意涵,而这些形象的认知,无疑来自于这些美术家的出身与经历,尤其是他们为了表现他们心目中的这些人民与民族形象而经年累月扎根其中与他们休戚与共而形成的精神情感的共鸣,充分体现出艺术家们“深入生活”要身入、心入,“扎根人民”要情系、心系,创作出的作品才能够不仅具有独特的个性风貌,而且富有鲜明的民族气派和中国精神。

  据悉,展览在京展出后将在天津市美术馆、重庆市美术馆、广东省美术馆、深圳关山月美术馆巡回展出.

专题首页> 李焕民个人简介、创作谈、专家评论


李焕民个人简介

1930年生于北京。1947年考入北平国立艺专美术系,1948年奔赴解放区,1949年调入中央美院“美干班”学习,1951年毕业后分配到四川省美协工作。曾任中国美协副主席,中国文联委员,四川省文联副主席。现任中国美协顾问、四川省美协名誉主席,一级美术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多次赴欧洲、美国、日本、韩国举办画展。作品《高原峡谷》获全国青年美展一等奖,《藏族女孩》获日中友协颁发的“中国版画展”金奖,《换了人间》获第五届全国美展二等奖,《驯马手》获第六届全国美展银奖,《守望》获第十二届全国美展银奖,《长夜》获第九届全国版画展优秀作品奖,《高原之母》获第十三届全国版画展银奖。作品被中国美术馆、大英博物馆等机构收藏。1996年获“鲁迅版画奖”,2008年中国文联授予“第七届造型表演艺术成就奖”,2013年四川省文联授予“巴蜀文艺奖,终身成就奖”,2013年中国文联、中国美协联合授予“中国美术奖·终身成就奖”。出版有《李焕民版画选》等。



我与藏族人民结缘

李焕民

 

1951年我到了西南局组织部,领导说:“西藏在修路,目前没有美术编制,新华日报要人,你去那里”。我想新华日报是西南大区报,覆盖云、贵、川、藏,今后会有机会去西藏的。

新华日报美术组组长是李少言同志,副组长是牛文同志,他们都是抗战时期的老版画家,政治上强,又懂艺术,在他们的领导下,我进步很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新华日报下属有一个《大众画报》社结合当时的土地改革、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等运动用图画进行宣传,没有摄影,只能靠几位青年美术工作者自己采访,自己编连环画提纲,自己画。《大众画报》半个月一期,每期要四、五十幅作品,发行五十万份。很受欢迎,也很锻炼人。我任《大众画报》美术组副组长,两年多的日夜奋战,使我初步掌握了美术创作的规律。

直到1953年我才有机会与牛文同志一起进藏。牛文是老红军,在内地他是领导干部,到了藏区就“一无所有”了,没有汽车,没有翻译,只能蹲在公路上拦车,好不容易拦下一辆,司机探出头来骂道:“你们找死呀!”一踩油门开走了,我们灰头土脸继续拦。公路以外就是农奴制社会,到寨子里去,有些藏民会把狗拴住,让我们进去。有些主人没有栓狗,藏獒就扑上来了。画人说是画走了灵魂。画风景,说是画地图,没办法,只好向上级写报告要求“挂职”。很快批下来,牛文同志任甘孜县营官区委机关党委书记,我任学习委员,从此我们和基层干部一起到藏族人民中间去,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党员,配合医疗大队为人民看病。用自己的真心和行动取得人民的信任。

经过半年的忘我投入,我交了不少藏族朋友,尤其像“支前模范曲美巴珍”这样一代新人,在他(她)们身上我看到了从农奴制度的绝境中爆发出来的巨大生命力。这种生命力令我魂牵梦绕。从此,我把藏族地区当做自己的创作基地。六十年来,只要有机会我就去西藏或甘孜,阿坝深入生活,多则半年少则两个月,去过20多次,哪怕是高原缺氧、塌方、泥石流、大雪压垮帐篷、狂风吹跑画具、夏天落入陷泥坑,冬天困在唐古拉山顶,住雪洞、地窝子,几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也没动摇。可以说,我这一生与藏族人民结了缘。

作为一个美术工作者,我庆幸生长在这个伟大的时代,亲身经历了西藏从农奴制到社会制度的伟大变革,也经历了改革开放以后西藏的腾飞,时代教育了我,藏族人民哺育了我,我也企图全力去表现这个时代,塑造这个时代藏族人民的精神风貌,我的真诚反映在我的作品之中,下面我想通过几幅作品谈谈我的艺术人生。

关于《藏族女孩》

我们在藏族牧区深入生活时,住在小帐蓬里,常有藏族小孩来看我们,他(她)们靠在帐蓬门口,并不进来,想去抱她,她就跑了,“矛盾的魅力”。这些孩子四、五岁就帮助大人干活了,朴实、听话、乖的很。对新鲜事物既好奇又腼腆,有一种特殊的“味道”,这种“味道”很令人着迷,闭上眼睛就会出现。我像是“怀了孕”,为给“胚胎”增加营养,我观察很多孩子,直到她最后脱离“母体”而独立“生存”。

这中间也走过弯路,总想给孩子找个理由,她看什么?堪探队?医疗队?画了很多道具在前面,孩子成了配角,艺术创作越想说明,就越说不明,绕了一圈又回到原点。我不是就对这孩子的“味道”感兴趣吗?就把孩子靠在画框子上,看外部世界就行了,没有人会追究她看什么。抖落一切多余的东西,用最洗练的刀法刻画出鲜活的灵魂,才是艺术的真谛。

素材、题材都是为创造艺术形象服务的,艺术形象往往会大于主题。典型形象是时代的反射。

关于《攻读》

1959年西藏民主改革以后,翻身农奴分得了牛、羊、土地,成了主人,要建设好家园必需要提高文化。于是在藏区掀起“扫盲”运动高潮。

我在藏区深入生活时,傍晚看到男女老少一起去“扫盲班”学习,他们三、五成群,齐声喊着藏文的拼音字母前进,就像唱进行曲,我常被聘去教普通话。在“远牧点”(牧场)我和流动供销社干部住在一个帐篷,藏族供销员认真地学汉语,拿着小本,对着商品苦读“毛巾”“肥皂”。从他们身上我感受到这个古老民族的新生。

我刻了不少藏族学习的木刻,如《奴隶的女儿上学了》、《训练班学员》、《小学生》等,我更想刻一幅朴实的牧民攻克文化堡垒的形象。这个形象不能太漂亮,也不能太野,是一位憨厚而内秀的普通牧民。为了把握藏族人民的特有气质,我在深入生活时,努力排除头脑中古今中外艺术品已有的审美模式,用赤诚的心去感受这个悠久民族的审美厚度。在与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中,挖掘这一巨大的新的审美矿藏。

《攻读》中的牧马人,不是蒙古人,更不是汉人,他就是散发着“酥油味”的西藏翻身农奴,他一旦有了文化,就如虎添翼,成为掌握自己命运的主人。

在木板上画素描是一回事,刻成木刻是另一回事。在木板上画好素描,一刀下去出现了很亮的木头本色,它脱离了原来的素描关系。进入了木刻领域,要用刀去塑造物象。讲究的是刀法之美,刀法的走向,组织,粗细,刚柔,对比,节奏……等等。

我不知道别人的刀法下了多少功夫,我只知道《攻读》的头我刻画了六遍,草刻了三遍,才达到目前这样既写实,又写意的效果。

关于《初踏黄金路》

1960年我在一个小山寨参加秋收,这是西藏民主改革以后的第一次秋收,废除了农奴制度,实行谁种谁收,不缴农业税。地边再没有三大领主的代理人看守,有的是解放军,县区干部帮助秋收的义务劳动。藏族人民第一次感受到劳动果实是属于自己的,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白天在歌声中劳动,晚上在打麦场跳舞,像是过节。我被这种情绪所感染,想通过秋收体现“砸碎千年铁索链,一步跨千年”的主题。画了很多速写,构了不少草图,都跳不出劳动过程的具体描写,离题太远。

第二年我又去藏区参加秋收,看到远处藏族妇女牵着驮满青稞的牦牛回家,边走边唱,有一种精神解放的感觉。我想如果把运粮的路放到历史长河中去思考,从麦田到打麦场不过一里之遥,藏族人民却走了一千年,今天才初次踏上黄金路。这个想法是构思的升华,这个构思比画“丰收乐”要深刻的多。有了好的构思,在新的构思指导下,重新调整画面,最后只保留两个人,她们牵着驮满青稞的牦牛,一上一下,一左一右,摇摇曳曳走在旋律之中。有了好的构思和构图,人物画不好也是枉然,我把多年积累的美感都画进去了。上面的妇女昂着头,张着嘴似在唱歌,她挺胸、收腹、挠臂,呈现出典型的藏族妇女的形象,这种动态来自于生活,藏族妇女自古背水,打酥油,形成她们特有的体型和美感,在原生态舞蹈的“锅庄”中表现的十分明显,有悠久的文化品味。下面的那个藏女把一支袖子搭在肩上,走的十分潇洒、自在。我希望读者能从画面上的金黄色调,麦田的斑谰刀法,人们自信的步伐中感受到藏族人民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关于《换了人间》

我第一次看到被挖去双眼的西藏农奴,是在1956年的拉萨街头。那时“和平解放西蔵的协议”签了,但没有改革,拉萨是农奴主的天堂,农奴的地狱。街头有很多乞丐,其中有一些是“犯人”,他们双脚拖着镣铐,镣铐上还锁着一块木头。有一个被挖去双眼的农奴转过身来,我看见他的双眼是两个深陷的大坑,没有表情,像活的“木乃伊”令人震撼, 令人心痛。

晚上我们在军区礼堂看电影《白毛女》有些农奴也进来看了,看完后他们捶胸顿足控诉农奴主的罪行,请求解放军将他们留下来。部队首长亲自出来劝说他们回去,否则农奴主会造谣言,说解放军绑架了他们的人而发动叛乱。我不知道他们回去之后会受到什么惩罚,是否会因为“去了不该去的地方”而割断脚筋。面对这些不肯走又必须走的农奴兄弟,我有切肤之痛,这促使我进一步去了解农奴制度。到《西藏日报》资料室查阅农奴社会的调查,访问各种人物的经历,为日后创作打下了思想基础。

我第二次见到被挖去双眼的农奴是在西藏民主改革以后。1965年,西藏成立自治区人民政府,在人民代表大会上我认识了被挖去双眼的农奴布德,这时的布德已是人民代表,他带着墨镜,心如明镜,谈吐间俨然是社会的主人。经他介绍我去了“西藏福利院”。那里有农奴社会被迫害的很多人,有被砍断手臂的,有被抽掉脚筋的。有一位老人是被挖去双眼的,他迎着太阳坐着,倾听别人谈话,表情复杂,一会纵起眉头,一会微笑,令我感动。我为他画了一幅头像(后收入到中国现代美术全集素描卷),但是我并没有想到该如何创作。

10年以后,我在若尔盖牧区深入生活时,在帐篷里为一位老人画像,突然他的表情有变化,好像在听什么。我问他,他说:“你听,我的孙儿在帐篷外读书呢!”我问:“你听的懂吗?”答:“听不懂但很好听。”我很感动。回来以后,我画了不少草图,却很一般化,放弃了。

1979年我翻看过去的速写时,看到1965年在拉萨画的《被挖去双眼的翻身农奴》心想如果是这个老人在听孙女的读书,情况就不一样了,他看不见,但他听见了西藏换了人间,我在构图时将小孙女紧紧偎依在爷爷怀里读书,这时老人复杂的表情有了深刻的社会巨变的依据。

我这一生还刻了不少版画,但是也有很多重大主题应该反映而没反映,或者虽然画了,却很粗糙,现在回想起来深感遗憾。总之,为人民而艺术是我一生的信念。今后我仍将努力创作,把尽可能完美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

 



李焕民扎根西部的艺术创作道路

四川大学艺术学院院长 黄宗贤

在李焕民心中,有一条悠远的无尽之路,在这条路上他已乐此不疲地跋涉了半个多世纪。在这条路上,他经历了太多的风雨与坎坷,也浸润了蓝天与阳光的清澈和明媚,吸嘘了壮阔与淳朴之美的甘露;在这条路上,他享受了金灿灿的丰收的快乐,感受了人性的尊严与力量。这是通往高原藏区的路,这是追寻艺术理想之梦的路,这是构建纯真至美的精神家园之路。这条路成就了李焕民的版画艺术人生,他在这条路上挥洒的心血,也为中国现当代版画艺术史点缀了沉厚而靓丽的色彩。

(一)

李焕民踏上他魂牵梦萦的藏区高原和版画艺术之路,既是他个人艺术理想所使然,也是时代审美精神激励的结果。

出生于北京,少年时代就表现出艺术天赋的李焕民,在1947年考入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美术系后,像当时许多充满理想的热血青年一样,积极参加争取民主与自由的学生运动和进步的文艺运动。在他被迫中断艺专的学习后,解放区的阳光充盈着他年轻的心,在华北大学学工团的学习和从事的美术工作,为他的人生和艺术理想注入了强劲的动力。当新中国的朝阳撒满大地,选派到中央美院“美干班”学习,并以敏锐的艺术感觉和扎实的造型能力而被徐悲鸿等前辈大师赏识的李焕民,在毕业之际,作出了其一生中最重要的选择——到地处西部的四川。当他在从武汉乘小船逆江而上,到达重庆的《新华日报》报到时,时置19512月,是年,他仅21岁。

为何选择西部的四川?为何选择了通向高原藏区的路?为何选择了版画艺术?作为晚辈的我在与李焕民先生的交谈中,在细细品味他大量的作品之后,对这些问题我明白了许多。五十年代初,李焕民同所有充满理想和朝气的年轻人一样,在新中国的建设高潮和活力的激励下,将自己的理想与人生道路的选择同国家的需要结合起来,到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是他们最引以为骄傲的选择,况且重庆的《新华日报》这个曾经是国统区进步人士和文艺青年心中阳光阵地,对他充满了无比的诱惑力。当然,四川也是通往藏区的门户,藏区高原那高天流云、雪域草原,那淳朴强悍的民风和藏民异样陌生的生活样态,在李焕民心中充满了新奇感、神秘感,那是他心往神驰的地方,那是他寻梦的圣地。

1953年,年轻的李焕民搭乘军车第一次到了甘孜藏区。辽阔的高原,明丽的阳光,特别是那阳光之下的藏民形象,强烈地震撼着他的心灵。他激动地用速写、素描和色彩描绘着高原的风光和一个个动人的形象与场面,在这期间,他完成了《挖去双眼的农奴》、《农奴肖像》等一大批素描肖像和数百张线条和色彩速写。这批肖像和素描作品,展示出李焕民对形象的敏锐把握和表现能力,至今也不失动人的艺术魅力。特别是在新中国的阳光下,藏区呈现出的新气象,藏民开始的新生活.给了李焕民强烈的感受,由此他获得了不少创作的灵感,他的版画成名作《织花毯》就是这首次深入藏区体验生活的结晶。是年,这幅作品入选“全国版画展”,并被中国美术馆、大英博物馆收藏,这给李焕民带来极大的鼓舞。抑止不住的创作激情,使他在两三年的时间里,创作了铜版画《医》、《新建藏族小学》以及套色木刻《高原峡谷》等一批有相当影响的作品。

初踏高原之路带来的强烈的情感冲击力和创作的丰收,使年轻的李焕民深深地迷恋上了藏区那片神秘、充满无比诱惑力的土地,也使这位原本在油画上有相当潜力的画家深深地痴迷上了版画艺术。从此,藏区高原成为他心灵的圣地,精神的家园;从此,版画艺术成为他思想与情感驰骋的天地。

从五十年代初开始.李焕民一次次深入四川甘孜阿坝藏区和西藏地区,日喀则、江孜、亚东、当雄、唐古拉山、格尔木、若尔盖草原等地都留下了他探索、寻觅的足迹。在半个世纪来的版画艺术创作生涯中,他到藏区近三十次,到藏区的时间少则两月,多则半载。每一次踏上通往藏区的路,都充满坎坷与艰辛.有时还要承受极大的风险。他曾经被困在海拔5600公尺的唐古拉山顶,用冻得来像铁蛋的馒头充饥,忍受狂风冰雪的吹打与侵袭。他为创作《红军过草地》收集素材,曾在川西北的草地与暗流、泥坑、冰雹抗争七天。他曾在若尔盖一呆数月,身穿的毛衣每一个针孔中几乎都游动着小虱子。每一次踏上通往藏区的路,他也感受到了超越民族、职业的人间真情与温馨。他和同事被困唐古拉山顶,是那些高原汽车兵和养路工用自己的棉衣垫着打滑的车轮,把他们救出困境。在大草地,如果没有藏族同胞的帮助,很难想象他是否能够一次次化险为夷。在草原牧区,朴实的藏民常用接待喇嘛的礼遇接待他,将他安排在最干净最温暖的地方住。每一次踏上通往藏区的路,对李焕民来说都是一次情感的升华和精神的超越。他目睹了亲历了藏区半个世纪来的巨大历史变革,深深感受到了藏族民众坚韧、淳朴的美的品质和跨越千年社会形态所带来的心灵变化。

可以说,李焕民为艺术而钟情于藏区,他付出了很多,可他得到的更多,他在这高原上寻找到了丰富的取之不尽用之不完的艺术矿藏,寻找到了精神的家园和心灵的归宿地。在半个世纪的艺术追求中,他逐渐由一个对“神秘”、“新奇”区域的好奇者,变成了一个在心灵上情感上对一个具有独特风土的人情和历史文化特征的地域有深深融入感的依恋着。一段时间不到藏区,他会发生若有所失之感,所以1972年他在“文革”的囫囵中解放出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迫不及地再次踏上久违的藏区之路,再次拿起画笔刻刀,对这片土地深情地倾诉。

少数民族题材历来是艺术家喜欢的创作内容,与不少以猎奇心态和眼光去捕捉民族地区风土人情的画家不同的是,李焕民是用半个世纪的时光注视着藏区高原那片土地,他几乎将全部的情感铸入了那片土地。他以不减的热情和画笔刻刀忠实记录着那片土地上发生的一切,讴歌着那片土地上勤劳纯朴的人民。他的众多的版画作品中,大多数表现的是藏区的生活。如果按创作的时序将这些作品排列起来,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藏区半个世纪以来历史变革的画卷,是艺术家在感情上对这片土地和这里的民众由倾近到深深融入的心路历程。李焕民是一个当之无愧的高原藏区的热情歌手。

(二)

李焕民的《织花毯》、<扬青稞》、《藏族小女孩》、《初踏黄金路》、《攻读》、《换了人间》等作品,并没有因时间的流失而消解其艺术的感染力,既是在今天,我们面对这些给几代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版画,依然会被美的艺术力量所打动。

任何艺术作品都会烙上时代的印记。在非艺术的因素和力量对艺术本身施加过多影响的时候,往往会使艺术的灵光被非艺术的强势因素所遮蔽,从而使艺术作品的本体语言和美的魅力难以获得长久的生命力和影响力。特别是在李焕民他们这代人创作精力最为旺盛的年代,艺术的附庸性质时常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许多美术创作在内涵与形式语言上不失“时代”的鲜明特征,但是,那些艺术品的辐射力在一个新的阶段来临的时候,就彻底地被消解了。然而李焕民在半个多世纪的创作生涯中,却始终以艺术家的真诚的情感和眼光来审视他钟情的地域和艺术本身,因而他版画创作在记录着时代变迁的同时,以深刻的精神内涵和美的品质而具有长久的穿透力。

表现高原人的生命活力和特有的内在气质,是李焕民版画艺术魅力具有超时空性的一个重要因素。高原藏民坚韧、强悍、善良、淳朴与乐观,是李焕民在长期与他们相处相融中所获得的最强烈的感受。他所创作的版画中的人物形象,总是透溢出这些气质与品性。他的《扬青稞》、《牧场》、《初踏黄金路》等作品中将高原藏族妇女淳朴、乐观的气质表现得淋漓尽致,一个走马观花的欣赏者是难以以简练的语言表现出那片土地上妇女特殊气质的。在李焕民心中藏族的姑娘青春、饱满、朴实,她们那种内在的气质在劳动中流溢于整个体态,他曾说“丰收田野中负重的藏女如踏歌的仙子,牧羊女在接羊羔的时候犹如天边下来的女神”。《扬青稞》、《初踏黄金路》那藏女的体态是那么富有节奏韵律,她们的颜容是那么明朗、阳光。在这些作品里我们感受到了跨越千年翻身做主人的劳动者收获的喜悦,我们也被高原人质朴、明朗的气质所打动。他的《攻读》、《换了人间》等作品最动人之处不在于那些具有时代特征的情节表现,而是藏民那种与自然相融所呈现出来的刚毅、强悍的力量感。

高原是辽阔的,高原的天、地、人非常清楚地分开,又是那么完美地融合在一起这是李焕民长期深入藏区获得的深刻感受。他的成功的版画作品的主题似乎都超越了具体的情节,而是竭力表现高原人的坚强、自信与尊严,因而在黑白天地中总跳跃着明丽的阳光感,荡漾着清新的阳光气息。可以说表现人性的温馨与力量是李焕民版画艺术美学品格的最可贵之处。

艺术家的成功秘诀不仅限于具有挚热的情感和独特的感受,重要的是还必须具有将内在的情感与心灵的感受转化为形式的能力。“构成艺术作品独一无二的、不朽的、具有一贯同一性的东西,那使一个作品成为艺术品的东西——这个作为统一体的东西就是形式。”连十分看重艺术和审美政治、革命功能的西方后期马克思美学的代表人物马尔库塞,也将艺术的美学形式看成是艺术与其他人类活动区分开来的独特标志,看成是艺术之为艺术的本质特征。作为艺术家的李焕民以其敏锐的艺术感觉和激情以及精湛的技艺,使其作品呈现出鲜明的特色。通观李焕民的版画作品在风格上呈现出三大特征:

首先,他对人物神情的把握和刻画十分敏锐与细致。他善于通过面部和动态的刻画来表现这里人们特有的内在气质和性情。《藏族女孩》以简练的构图和简洁的刀法将高原孩子的羞涩、纯真,对外部世界充满好奇的神情表现得那么生动,以致岁月并没有消解这幅作品的魅力,那双美丽的眼睛一样动人心弦。《攻读》将高原汉子的强悍与质朴表现的无以复加,那青铜般的头部透溢出阳光的明朗与草原的沉厚。李焕民为了塑造这个形象,前后数易其稿,刻就刻了六次。他说要刻出藏民的气质和“酥油味”。莱辛认为表现最高的物体美,是绘画的最高使命。最高的物体美,只有在人身上才存在。在李焕民眼中,放牧、收割中的藏族妇女的体态充满了美感,他曾充满感情地说“藏族妇女自古搏斗于风雪高原,具有内在的强大的生命力,造就了她们特有的气质和魅力。她们的体态在动静中出现了千变万化,产生了美的动律。”他的《扬青稞》、《牧场》中人物,体态健康饱满并富有节奏,《初踏黄金》中的藏女动态的轻快与面部的欢快神情,将收获者的喜悦表现的淋漓尽致。李焕民对藏民形象的生动传神的描绘,与他对藏民的深入了解分不开,也于他扎实的造型能力和对形体把握的敏锐性分不开。

其次,李焕民的版画十分重视画面的形式感。画面内结构所形成的韵律节奏,是他的作品具有长久魅力的一个重要因素。《初踏黄金路》中翻滚的金色麦浪与那s形的田间小路,在赋予画面以动感的同时,也渲染出明朗与喜悦的氛围。《扬青稞》以压低视平线的方式,使丰收中的藏女形象在高天流云的映衬下,有顶天立地的力量感,画面充满了张力。“一切艺术都应倾向于音乐的状态”。李焕民版画的形式沉厚而不失简洁品质,单纯而具有张力。

再就是,对中国传统艺术美学趣味的吸取也是李焕民版画艺术的所呈现出的特色之一。他早年所创作的铜版画如《医》、《新建藏族小学》等作品,注重光影、明暗以及透视学意义上构图的科学性,有明显的西洋古典铜版画的痕迹。五十年代末开始,他的版画更注重线的运用,强化了黑白、虚实、线面的对比关系,使作品具有强烈的写意感。《厂小志大》、《训练班学员》等作品已显示出这种特色。不少作品虚化了整个背景,不仅突出了主题人物,而且为观众拓展了想象的空间。在刀法的运用上,继承了中国写意画的因素,追求“意到笔不到”的艺术效果。如《攻读》主体人物背景的草原,用刀率略简练.既没有因花草的繁密琐碎压缩画面的空间.也未影响对空旷辽阔草原景色的表现。真有“近看几不类物象,远观物之粲然”的艺术魅力。以少胜多,以简代繁、以虚衬实的手法,在他的版画中自如运用,因而使其作品具有“言有尽而意无穷”、“意在笔先,神余言外”的审美意趣。

(三)

在半个世纪的艺术创作生涯中,李焕民始终情系藏区,追逐着自己的审美理想。在他看来,真、善、美的统一应该是艺术家始终不逾的追求,应该是评判艺术的一个标准。用真情去体验、感受和表现人的进取、善良、关爱等美好的品质,并将这种对人性的美的体验感悟而获得的审美意象,转化为艺术的形式,从而在愉悦观众的审美感官的同时,也打动观众的心灵,这应该是好的艺术作品所具有的品质,也是一个艺术家追求的目标。数十年来,艺术思潮跌宕,艺坛上可谓风云际会,但是,李焕民却坚定着自己的艺术信念,将炽热的心融入藏区火热的生活中,把淳朴的情倾洒在高原人的心灵中,并始终磨练着将真挚的情感转化为动人的视觉样式的能力。

艺术的力量不在于视觉样式的更替,更不在于哗众取宠或圆圈吞枣的“观念”把玩。对一些在现代艺术名目下所出现的与真、善、美统一相背的艺术行为和艺术样式,李焕民也毫不隐讳地表明自己的态度:“他们把矛头对准艺术自身,反对艺术的内涵,反艺术的形式,反具像、反技巧,反民族区域特征,反一切艺术规律,表面上看是冲破禁区,实际上是束缚自己,因为你反掉了艺术中的一切,留给自己的空间只有空白了。”基于这种认识,李焕民认为中国画家拥有其他民族无与伦比的文化资源.中国美术走向现代,应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开拓创新。美术家更应把握和表现今天我们民族的精神力量和创作力,创作出具有大国风采的,具有民族特色和时代精神的作品。惟有如此,当代中国美术才能与国际艺术进行平等对话。这是李焕民在数十年的艺术实践中,在一次次走向高原完成了精神之旅,也在对艺术包括对西方现代艺术所进行的深度思考后所获得的深切感受。一位西方的艺术史年轻学者也似乎在李焕民的作品和艺术生涯中感受到了一代中国美术家的内心世界和价值取向,于是怀着崇敬的心情多次到中国与李焕民交谈,研究他的版画作品,并将他的版画艺术和艺术追求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李焕民由一位对异域风土人情的欣赏者转变为将心与情融入这片土地,从而成为这片土地的代言者”,这是这位西方的研究者发自内心的感慨。

很长一段时间来,李焕民在尽情讴歌藏区人民和那片土地的同时,还担任了中国美协和四川美协的领导工作。作为美协的领导,他为推动美术创作,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这些无须赘述。在此我们不能不提到他在培养年轻一代美术家,特别是少数民族美术家方面,也倾注了满腔的热忱和心血。对年轻一代美术家他总是在艺术技巧、创作观念上加以指导和引导,关心他们成长。尼玛泽仁、其加达瓦、格桑益西等活跃于美术界的少数民族艺术家都曾得到他的精心指导与培养。尼玛泽仁这位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藏族画家充满感情地说:“对藏族画家的培养,也是李焕民艺术成就的组成部分。”

支撑着李焕民将心扎根于雪域高原,使之成为这片土地歌手的精神力量,是他的崇尚真、善、美的统一,忠实地表现时代变革和人们心灵变化的艺术信念。李焕民的艺术追求和艺术道路,折射出一代中国美术家的心路历程。

《初踏黄金路》等作品已在中国现代版画史和中国现代美术史上产生了应有的影响,但是,对于李焕民来说.通向藏区高原的心灵之路,追求理想美的道路是没有止境的,因而,他将一如既往地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