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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18日上午10时,由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美术家协会和中国美术馆共同策划主办的“向人民汇报──‘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当代十五位美术家作品展”在中国美术馆隆重开幕,展出李焕民、詹建俊、刘文西、徐匡、刘大为、韩书力、吴宪生、赵奇、许江、骆根兴、陈坚、郑艺、于小冬、陈树东、柳青等15位长年扎根基层、深入生活、从人民的伟大实践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营养、不断进行生活和艺术的积累、取得丰硕成果的美术家的代表作75件,以及个人写生速写稿、创作谈和专家评论,循环播映个人艺术创作专题宣传片,并出版发行150件作品的同名画集。下午14时,将在中国美术馆报告厅举办专题研讨会。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2014年习总书记在北京主持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更鲜明地提出“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郑重论述艺术对于生活唇齿依存的关系,强调艺术对于社会民生的关怀。会议召开一年以来,中国美协通过特邀美术家创作主旋律作品、组织专家指导、举办创作培训班、带领美术家下基层写生、举办美术作品展览、开展美术支教和志愿服务等百余项专题性活动,积极引导美术家主动地承担起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引领社会进步的历史责任,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内容丰富、形式各异的美术创作、展览、研究活动,为人民群众提供了丰盛的精神食粮。为进一步落实习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繁荣美术创作、推动美术创新,褒奖一批长期扎根生活、情系民生、为人民造像并取得艺术成就的当代美术家典范,中国美协召开专家认证会,确定为这15位老中青结合的美术家举办专题学术展览。他们不仅有20世纪五、六十年代塑造新中国人民形象的杰出代表,而且有20世纪八、九十年代刻画改革开放的民族形象的时代先锋,还有的是新世纪表现消费社会民生形象的佼佼者。他们的艺术创作为中国画的现代转型,为油画、版画、水彩和雕塑等外来艺术的民族风格、中国精神的形成做出了卓越的探索。更为可贵的是他们始终如一,长年坚持扎根生活,深入发掘属于自己的艺术富矿,寻找到自己抒发情怀的创作母题。他们或深入边远偏僻的乡村、边地少数民族聚居区写生,或时刻观察身边生活,收集创作素材,力求从人文主义视角观察和揭示新中国人民大众更为深刻的精神内涵。刘文西笔下的陕北农民是质朴善良的,吴宪生刻画的农民形象如家人般真切朴实,赵奇描绘的农民则总是具有一种苦涩感,郑艺则展现了一个现代普通的中国农民身上所包含的艰辛与刚毅、迷茫与坚守并存的精神气质;詹建俊刻画出激昂的理想主义垦荒知识青年;李焕民、徐匡表现出喜悦的翻身农奴形象;刘大为、韩书力、于小冬、陈坚笔下蒙古族、藏族、塔吉克族人物群像,揭示了这些民族的静穆坚韧的精神世界;骆根兴、陈树东集多年军旅生活的积淀塑造出厚重坚实的当代军人形象;柳青则最直接地呈现了当下日常生活中的民生众相;许江则通过葵园来探寻中华民族在屈辱、磨难中抗争与奋起的民族精神。

  这些标志着新时期有关人民与民族形象塑造的经典之作,并不是简单地说明生活,也非刻画标签式的人物形象,而是试图从更加深广的历史、环境、民俗和哲学的角度来发掘人民与民族形象的丰富意涵,而这些形象的认知,无疑来自于这些美术家的出身与经历,尤其是他们为了表现他们心目中的这些人民与民族形象而经年累月扎根其中与他们休戚与共而形成的精神情感的共鸣,充分体现出艺术家们“深入生活”要身入、心入,“扎根人民”要情系、心系,创作出的作品才能够不仅具有独特的个性风貌,而且富有鲜明的民族气派和中国精神。

  据悉,展览在京展出后将在天津市美术馆、重庆市美术馆、广东省美术馆、深圳关山月美术馆巡回展出.

专题首页> 詹建俊个人简介、创作谈、专家评论

詹建俊个人简介

  1931年生于辽宁盖县。1948年入北平国立艺专西画科学习,1953年中央美院绘画系本科毕业,1955年中央美院彩墨系研究生毕业,1957年苏联专家马克西莫夫油画训练班毕业。1957年起在中央美院任教。曾任全国政协第八、第九届委员,中国美协油画艺委会主任、第五届副主席。现为中央美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学术委员会顾问、造型艺术研究所所长,中国文联荣誉委员、中国美协顾问、中国油画学会名誉主席,中国国家画院油画院院长,欧洲人文、艺术、科学院客座院士,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代表作品有《狼牙山五壮士》《回望》《高原的歌》《雪域高原》《黄河大合唱》等,油画《起家》获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国际美术作品竞赛三等奖,《高原的歌》获第五届全国美展二等奖、北京市美展一等奖,《帕米尔冰山》获全国少数民族美术展佳作奖,《心潮》获第六届全国美展一等奖,北京市美展荣誉奖,文章《中国油画的处境与选择》获中国文联2001年度文艺评论奖一等奖。2013年中国文联、中国美协联合授予“中国美术奖·终身成就奖”。出版有《詹建俊画集》《中国巨匠美术周刊·詹建俊册》《詹建俊词典》等。






到广阔的生活中去体验和感受

詹建俊

  “生活是艺术的源泉”,每位艺术创作者都要从生活中寻求灵感,积累素材。因此,拓展和丰富个人生活,深入到广阔的生活中去体验和感受不同的生活情境,并且尽可能地用画笔进行写生,就成为画家在艺术实践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在这方面至今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1954年在研究生学习期间,由叶浅予先生带队到甘南的夏河藏族牧区体验生活。当时那里的交通不便,只能骑马进草原。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骑马,也是第一次生活在草原和藏族牧民中间,更是第一次在盛开野花的草原上听到飘荡在高高的蓝天下的藏族原生态歌声,真是天籁之音动人之极!自那以后,有机会我就以极大的热情争取到生活中去,特别是边远民族地区,我喜爱那里的淳朴和美丽。上世纪中期有些地方火车不通,只能搭乘运货卡车和拖拉机,或是骑马、骑驴、骑骆驼才能到达。多年来我去了我国的西部、东部、南方和北方。每到一个地方都很兴奋,都努力去画那里的土地、山林、江河和人物。每画一幅画都是十分紧张而激动。虽然画了一定数量的写生作品,但是相对于生活本身来看,无论从景观或人物能纪录下来的仍然是很有限。不过,可贵的是那些留在心中的体验和感受却是无比丰富而无限的。直到今天每当面对这些作品,那些生活和经历都会让我记忆犹新。在进行相关创作时,记忆会一段段地涌现出来,给艺术创作提供真切而实在的依据和滋养。 




林中高树 山上壮歌

——为詹建俊回顾展而作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钟涵

 

  詹建俊是我的学长。我进美院求学时他已是青年教师了。以半个世纪同行又同门的知交经历来参与对他的艺术的研讨应是能够有所言的。不过书面上的言者之间不能在场共议,自己用什么角度介入令我颇费踌躇。我约请詹先生的几位学生听取看法,在他们的启发下,决定就写自己心目中的形象,从许多印象叠合和认识积累中凝集而出一个清晰的形象。于是主题找到了,这就是詹建俊的画风画品与他为人的风度品格之间的一致。

  我的这个立论主题显然缺乏新观念,一开言就回到“风格即是人”这老题目上来。是的,艺术作为人的精神领域的创造原本复杂微妙,往往难以捉摸,而在现代的文艺学研究中可以看到有比前人更深入的开发揭示,以致使老题目令人感到乏味。然而我在对同代的观察中却也看到,深入开发揭示并不就要否定从前提法的意义。具体到对于詹建俊这位资深老画家而言就正因为有知交而尤其觉得老提法用得着。在几十年的生活道路上,在油画从传统到现代型转化的大势下,其人其艺之壮美与正直的特色都明朗地呈现出来,为当代艺林和士林所重。

  先让我们来看他的一些代表性作品。《起家》(1957年)并不是他的处女作,此前已有新年画《好庄稼》等问世,但这一幅是油画出道之作。在人民共和国初期那时,人们多把绘画的现实主义方法也照文学中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人物)”原则那样要求,倾向于情节性叙事。青年詹建俊一出手就不同,他摆脱了文学性叙事的要求,而重在大场景的气势。画中但见大风起兮,青年垦荒者之心乘风一起飞扬。要说文学,这里近于诗。它是如此畅快、如此有力地反映开国时期的豪情壮怀,当时就使我们这些初学者大受鼓舞,同学们曾经抬着复制的大幅在欢腾的天安门前游行。作者时年方26岁,彩笔下洋溢着青春活力,真是雏凤清声。越两年,《狼牙山五壮士》(1959年)续出,更见功力。他在构思过程中考虑过多种方案,然后肯定地落实到这个纪念碑雕塑式的英雄主义群像上。德国的莱辛在论述诗画异同时指出过造型艺术如何抓住运动及高潮点的技巧,记得当时此论尚未流传开来,但他通过自己的探索达到了这样创造性的、成功的把握。一个是从易县实地采访得到的历史理解,一个是已露头的艺术个性,二者恰相吻合,创作一找到这样的契机,画上的各项意匠处理就一一顺理(也是顺情)成章,都经营得体。此图气壮山河,它成为中国革命历史画首批代表作之一,也标志着詹建俊的画风画品早期迈向成熟阶段。不仅这类创作,大约在那些年里,他在平素的人像、风景等写生性创作上进行了勤奋的研究,每一画出来都常可见新颖之象。例如所作王樯像《花旁》(1975年),并不作端丽仪容的细描,而是痛快自如的写意,一袭淡妆和浓墨的花枝随兴流泻,意蕴又是青春生气的升起,在写意的发挥与内在的法度结合得如此微妙这一成就上,表明他的风格修养的又一侧面,自是力作。当然,詹画在上世纪60年代呈现出的新颖感,放到今天看来似乎不足为奇了,然而在那时的气候下,却是需要自主的勇气的。上世纪70年代初他从农场回来,接受任务完成了以《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为主题的历史画《好得很》(1975年)。詹画中的这幅也是精心大作,但它与其他不同的特点是留下了创作矛盾的痕迹。一方面,中国农民解放斗争是伟大的时代壮举,画家又有革命浪漫主义豪情;一方面,画家那时又难以摆脱或违背制造“造神论”的概念图式的压力。这样一来,画家只能勉力以赴,如何能得心应手地工作?马克思在论述法国大革命时代的人物形象问题时批评过,希望不要画成“拉菲尔式”那样头顶光圈、足登朝靴般的官场相,而这种图式的翻版后来在我们这里出现了。这是为了说明风气制约之重。大概少有人能完全避免,我本人的作品也受过影响。经过多年郁结之后,詹建俊用他的《高原的歌》(1979年)迎接新时期改革的到来。在以西藏风物入画方面,我们曾常见到的是对某种原始的、神秘性的描写,而詹画所关注的有所不同,其风与董希文先生上世纪60年代二度入藏所作略近。它透过神性色彩,让整片天地的红光托起的藏女形象,如同史诗中的女神一般高华,唱出憧憬于高原幸福的赞歌。它又好就好在理想的东西又是现实性的反映。不要忘记,这出现于十年动乱刚过的时候,画家用他的赞歌表现了天下民心对复苏的兴奋预期。请注意画册上有一小方构图,图上的一切都圆润化了,都融化在梦一般的境域中,更见创意之深。我们的老师艾先生那时一直把这幅画的印本挂在自家案头,对我们说:“詹大有名堂呀!”为了表明画家同一时期有同一怀抱而体现不同的实例,还可以举出他的《回望》(1979年)。我估计,这一幅风景大概来自攀登长城时那一道道横阶迤逦而上的节奏,把它放大为拥抱后土和怀想历史之深厚与悠远,时空两种意蕴统一起来了。由此开始了上世纪80年代他的创作活力重新高扬到最兴旺的时期。《潮》(1984年)真是改革年代的进军信号。那顶天立地、甩开身手的劳动汉子,那春风杨柳势如排山倒海一般,为了把豪情表达得有足够的力度,他简直不惜破格:用大海报式的构图、用强化的浓墨重彩、比草图设计更加大造势的声色,还甚至迫不及待地径直把胸中春潮喷放出来!那时大家刚从“伤痕文学”这样的思痛情绪中转过来,詹建俊却已经“先走一步”(范迪安评詹画文中语)了。此势一开,就如大江出峡,众流奔聚,新作源源不断,有《绿野》、《晴风》、《飞雪》、《冰山》、《胡杨》、《遥远的地方》等,把种种壮丽景物、淳厚民风以及域外所见的矫健生命都吸纳起来,作尽情的倾吐。人和自然、现实和历史、静观和热望在作品中反复出现,蔚为交响。以这种交响式的持续创作兴奋作为特征,表明他的高潮已经到来。其间采取的手法,先是多种多样的试验,然后朝单纯化以更加强表现力上走,斐然可观。其间也有不顺手的情况。因为艺术既然称创作为探索,就不可能百发百中。例如在他的《大风》一画中,几个不同人物在尘暴中趑趄之状当是深有寓意的,然而意态表现似有所隔,其原因恐怕恰在于它偏离了画家一向自守之道,走向了戏剧性的心理冲突吧?在我看来,上世纪90年代以后的詹画画风又上了一层,有明显的意味深化,它逐渐转向苍劲、激越和凝练,如宝刀般、钟鼎般的刚重生威,这可以从老树、长藤、夕阳燃烧、舞动的红霞、所向空阔的天马等他喜欢再三使用的形象群上看到。《升腾的云》(1994年)像是十几年前高原之作的姐妹篇,却已撩开了憧憬之纱,而把安宁的祈福置诸冲天而起的雪域祥云的笼罩之下,把深思推向澄明之境。类似的《红云》(1997年)是前所未有的激烈,一切都用重笔和刀锋包含着内力冲决而出,使我们惊悚于大荒的呼啸。还有《雪松》(1998年),屹立峭岩之上,把力能扛鼎的运笔发挥到醉写般的高度,也把画家几十年来愈练愈深的刚健品格发挥到最强度。我更要举出《清辉》(1997年)一画。它引领我进入更远在的深沉,到达杜老所说的“会当临绝顶”的高寒所在,但罡风天马呼我于太空的边缘。这几幅力作联翩而出,都使我的心灵受到震撼而每一闭目就矗立在面前。一般地说,画家到老时会归于空且静吧?并不全然。君不见画家詹建俊的壮气至老而愈加宏深了。人们评詹画为诗、为音乐,不错,他也这样自评。然而我要说,到后来他让哲理精神从诗和音乐中升华出来了,不是吗?我在品赏时一步步达到这样的感受或认识,虽然不必认同黑格尔老人的艺术发展逻辑。

  通过这粗略的扫描,我想表述的基本认识就出来了:詹建俊的画风画品有一以贯之的主调和这主调在创作实践中生成、变化与发展的过程。过程中的具体变化归总为一,归总为一的东西包孕着变化着的多样意味。所以这主调不是定式,它是有艺术的生命。本文在这里有意多说它的一以贯之这个方面。学校里的青年教师说,“詹先生的画大气,简约单纯而充实;干净(这个词用得特别,指画品无杂质),总是有一种悬挂中堂般的气质”。听说理论家水天中评之曰“高华”。我在相近的意思上推敲,想用“壮美”一词来概括。我先在西方的美学范畴中寻找,也用过中国古代画品来比量,这大有利于引导研究中的思考,但还是企图有一个更中肯贴切的具体提法。于是我杜撰地把“壮美”这个还没有范畴化的词拿过来放在詹画上,觉得它比“优美”一类更有大的精神气象,又比“崇高”更有人与自然中可亲近的意味。为了免得把艺术中的美误读为只是纯粹形式上的东西,可以解释一下说,这是画家从对于人生与自然的感悟之流中得到的凝集的兴感而在手下创造出来的境界,在各种情况下表现为或情怀豪壮,或气调英嶷,或神色清朗,或意象宏深等。连画风带画品在一起,或者就称之为文艺理论中所谓的“有意识的基本形态”(Pattern of Consciousness),以显出归于一本的意思。

  为了说明詹画的特点,还有必要提出我们所处的文化环境及艺术潮流与画家个人的关系这个问题。一般地说,画家在环境和潮流面前都有个选向、定位、立品的问题。有自觉的真诚或真诚的自觉,就不至于或孤陋自安,或随波逐流。特殊地说,我们这一代艺术从业者都经历了改革前后的不同时期,几乎一生被分成前后几个阶段,这时世的大环境变化造成了这一代人艺术上特有的起伏颠簸。我们经历过积极的服务指向后从狭隘演变到畸形;个性自由的开放又联带着茫然无主以至受商品化的操弄。在这种变化的情势下,回顾一下詹建俊这样一位严肃的艺术家的自主态度是很有意义的。作为在新中国怀抱里成长起来的画家,他热诚地为新生活讴歌,但并不认同单一化;在接受了良好教育的基础上从来就有独特的追求;他的出色作品一直以充沛的感情传达美,包括对美的形式的感悟,但他也不总是能得到由衷的发挥,在心里有别扭的时候不畏微词指责。

  后来在新潮迭起面前,他采取认真研究的态度,从题材、意旨、体裁到语言,保持着新鲜感,却不狂热地追随什么,不晕头转向,呈现出一步步都清晰的轨迹,如同大洋中的墨西哥湾流。这样,在时世气候的变迁中,在艺术上保持着热诚、严肃而又清醒,这就是詹建俊。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认定了为人民服务的方针,在这个方针上可以而且应该着力于“赞颂人间至美的一切”,“平凡中的伟大”、“暗淡里的光明”,让浪漫的东西“高翔于现实之上”(摘自他的谈话与文字)。有这样的信念,所以他能在各种条件下自主地一步一步走到成熟。

  有些艺评常把他归属于现实主义和其中的“苏派”。这个说法也可以,却未免笼统,失之于偏。中国油画曾普遍地受过俄苏画派的突出影响,对这里面的分析且当别论。詹建俊在油画起步的时候还直接受过苏联专家的良好培训。但他在这以前已经受过中国老师和传统的多种启蒙,以后在长期实践中走出了自己的道路。在现实主义方法上,他一向采取以具象再现为基础的画法,又遵循从生活中来的创作途径,注重观察和体验,有些创作和很多写生具有明显的现实主义性质,特别是在直接反映社会生活和革命历史的作品上。不过他不止于此,他的特色与优点恰恰在于一种强烈的浪漫主义追求,强调“高翔于现实之上”的热情和理想,因此使他的作品具有以美的光彩直接摇荡人心。这不是当作现实主义的一种补充,而是结合,甚至在不少作品里浪漫主义显然成了主调。在我看来,《高原的歌》、《升腾的云》等诸作的意蕴所在还有很好的象征和寓托方式的性质,而近年来他喜欢画的马、山、云、树,其主观精神与形式律动一起强烈到画中主宰的力度,则有些已经进入中国风的现代表现主义创造的范围。至于“抒情性”这个从诗学借来的词,越到后来越不足以缚住他画中的豪情壮怀与哲理思考了。我想,作这些分辨会有助于对他的画风画品特点及其发展线索的深入研讨,当然不是为了贴类别标签。

  现在来说一下詹建俊为人的风度品格方面。上文提到“有意识的基本形态”,艺术家的“意识”(Consciousness)特点首先在他的为人方面更全面显现。我在跟他的学生谈的时候,他们都说詹先生治艺为大方之家,而为人有君子之风。古人解释君子用过“文质彬彬”的说法,詹建俊正具有这种特点。他在日常生活处理上,无论内外,仪容、举止、衣着、家居等,从来都有注重雅致得体的习惯,从不散漫放任,哪怕是处陋巷或在风尘仆仆的途中,我们都见到如此。这就是用在修养、修饰意义上的“文”,正如屈原自述中的名句“余既纷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态”。几乎没有一个外国作家说过同样的话,就是契诃夫在他的戏剧中说:“人身上的一切都应该是美的。”詹建俊的审美意识确实是一向贯彻到艺术上和生活作风的修养上,文质彬彬。我既然把他的艺术风格称为壮美,就觉得可以把他的风度称为俊朗。从这里可以联系到他为人的尊严意识。他是很自重自尊的。不了解的人会误以为他有“架子”,处久了就知道并非如此,事实上他尤其尊重他人,怀着诚挚的热忱。他与学生相处是把为师当作一种严肃的使命,言传身教,从不当好好先生。所以他(和朱乃正等一起)带出了一批有作为的学生。十多年来他主持油画学会的风范是有口皆碑的。这本来是民间的自发组合,他一本公心,不遗余力,与同仁们相处多年始终如一日,不杂官气商气。评画一事如今是最容易发生不良习气的了,而我观察他的掌握运筹,佩服他纳群言又有主见,有原则又不死板,大大方方。我亲历过一件小事,那是有一次同志们从黄山下来,登临困顿之后被主人要求写字。他手抖不能临池,由王琨和我动笔,直至夜半。这时的他一直在客舍案旁不离开,理纸调墨,这使我感动不已。人的尊严是人文主义的要义之一,它与热忱和责任心在修养上本来是连在一起的。这种意识我们也在他的艺术工作上看到,遍观他的画,几乎没有什么玩弄之作。不妨还提一下他的语言。詹建俊的言风是常常能恰当到位,出言“不为天下先”,而是善于在适当的时候用参与众议的态度说出自己的真话,越到真意要旨出来的时候就越是兴起带劲,日常生活中则谈笑风生。可见口谈与画笔是我们这一行并用一致的“双语”。最后而非最不重要的,我要突出说他的正直,这是他作为这一代知识分子精英代表人物的人格之至要。我们知道,由于指导思想在知识分子和文艺问题上曾经发生过的明显偏差,我们身在这个领域里的人的思想生活上经受过困难。詹建俊的事业基地在中央美院,而这个学院里曾经风风雨雨不断。他早已是青年教师中的佼佼者,总是到工农劳动者中间去,而在连续的思想政治运动中,他谨慎自重。就是这最后一点,使得不少像他这样的同志曾经被视为所谓“中间群众”。其实应该这样看:保持沉着稳定何等可贵。我自己那时在同行同辈中有过一种干部身份的傲气,等自己挨整了才有觉悟。记得从“社教运动”到大动乱年月,詹建俊从不跳蹦,不去乱作姿态,而在学校、在农场、在大寨,在各种我们一起呆过的地方,他都认真把事做好。改革以后,他的才智热忱更能大大发挥出来了,同时也表现出人生态度的成熟。面对现时社会矛盾中的精神文明问题、艺术方针问题,在涉及社会道义的事情上,他都既不含糊又沉着对待。最鲜明的是,他在深思熟虑之后,代表油画学会提出了“自觉构建中国油画学派”、“创造能够体现先进文化发展方向的中国油画创新之路”的主张,把人生与艺术统一在一起,集中体现了他对此身使命矢志不渝的精神。我在上面强调过他的画风画品有一以贯之的主调,不随风俯仰而在各个阶段上得到发展,这又是与他作为一位正直之士的人生态度紧密相连的。苏东坡有过一个题跋说:“人之字画工拙之外……有以见其为人邪正之粗。”从詹建俊身上又可以得到一个印证。

  所以,如果说詹建俊的艺术壮美,他的为人就是风度俊朗和品格正直。唯其俊朗正直,所以壮美。两方面结合一致,显示为当代的风范。在近日一次媒体采访的时候,我这样描绘过詹建俊的形象:在艺术上,他的作品就像山上传来壮气的歌唱—用歌唱为喻恐怕比绘画本身更能体现一种使人感奋的力量;在为人上,他就像站立于当代士林中的一棵高枝的树—甚至那高身材和老者的白发,作为外显的象征,不是也在我们中间常使人作高树之想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