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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18日上午10时,由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美术家协会和中国美术馆共同策划主办的“向人民汇报──‘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当代十五位美术家作品展”在中国美术馆隆重开幕,展出李焕民、詹建俊、刘文西、徐匡、刘大为、韩书力、吴宪生、赵奇、许江、骆根兴、陈坚、郑艺、于小冬、陈树东、柳青等15位长年扎根基层、深入生活、从人民的伟大实践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营养、不断进行生活和艺术的积累、取得丰硕成果的美术家的代表作75件,以及个人写生速写稿、创作谈和专家评论,循环播映个人艺术创作专题宣传片,并出版发行150件作品的同名画集。下午14时,将在中国美术馆报告厅举办专题研讨会。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2014年习总书记在北京主持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更鲜明地提出“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郑重论述艺术对于生活唇齿依存的关系,强调艺术对于社会民生的关怀。会议召开一年以来,中国美协通过特邀美术家创作主旋律作品、组织专家指导、举办创作培训班、带领美术家下基层写生、举办美术作品展览、开展美术支教和志愿服务等百余项专题性活动,积极引导美术家主动地承担起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引领社会进步的历史责任,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内容丰富、形式各异的美术创作、展览、研究活动,为人民群众提供了丰盛的精神食粮。为进一步落实习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繁荣美术创作、推动美术创新,褒奖一批长期扎根生活、情系民生、为人民造像并取得艺术成就的当代美术家典范,中国美协召开专家认证会,确定为这15位老中青结合的美术家举办专题学术展览。他们不仅有20世纪五、六十年代塑造新中国人民形象的杰出代表,而且有20世纪八、九十年代刻画改革开放的民族形象的时代先锋,还有的是新世纪表现消费社会民生形象的佼佼者。他们的艺术创作为中国画的现代转型,为油画、版画、水彩和雕塑等外来艺术的民族风格、中国精神的形成做出了卓越的探索。更为可贵的是他们始终如一,长年坚持扎根生活,深入发掘属于自己的艺术富矿,寻找到自己抒发情怀的创作母题。他们或深入边远偏僻的乡村、边地少数民族聚居区写生,或时刻观察身边生活,收集创作素材,力求从人文主义视角观察和揭示新中国人民大众更为深刻的精神内涵。刘文西笔下的陕北农民是质朴善良的,吴宪生刻画的农民形象如家人般真切朴实,赵奇描绘的农民则总是具有一种苦涩感,郑艺则展现了一个现代普通的中国农民身上所包含的艰辛与刚毅、迷茫与坚守并存的精神气质;詹建俊刻画出激昂的理想主义垦荒知识青年;李焕民、徐匡表现出喜悦的翻身农奴形象;刘大为、韩书力、于小冬、陈坚笔下蒙古族、藏族、塔吉克族人物群像,揭示了这些民族的静穆坚韧的精神世界;骆根兴、陈树东集多年军旅生活的积淀塑造出厚重坚实的当代军人形象;柳青则最直接地呈现了当下日常生活中的民生众相;许江则通过葵园来探寻中华民族在屈辱、磨难中抗争与奋起的民族精神。

  这些标志着新时期有关人民与民族形象塑造的经典之作,并不是简单地说明生活,也非刻画标签式的人物形象,而是试图从更加深广的历史、环境、民俗和哲学的角度来发掘人民与民族形象的丰富意涵,而这些形象的认知,无疑来自于这些美术家的出身与经历,尤其是他们为了表现他们心目中的这些人民与民族形象而经年累月扎根其中与他们休戚与共而形成的精神情感的共鸣,充分体现出艺术家们“深入生活”要身入、心入,“扎根人民”要情系、心系,创作出的作品才能够不仅具有独特的个性风貌,而且富有鲜明的民族气派和中国精神。

  据悉,展览在京展出后将在天津市美术馆、重庆市美术馆、广东省美术馆、深圳关山月美术馆巡回展出.

专题首页> 徐匡个人简介、创作谈、专家评论

徐匡个人简介

1938年生于湖南长沙。曾就读于陶行知艺术学校美术组,1958年毕业于中央美院附中。曾任四川省美协副主席,现为四川省美协顾问,一级美术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作品多次在北京、香港及日本、法国、挪威等国家和地区展出并获奖。木刻版画《主人》(与阿鸽合作)获第五届全国美展一等奖、挪威第五届国际版画比赛荣誉奖,《高原的阳光》获第六届全国美展银奖,《奶奶》获第十届全国美展银奖,《洁白的哈达》获1990年由日本国际版画研究会颁发的金质奖,《在那遥远的地方》获第九届全国版画展优秀作品奖、四川省版画节“金牛奖”,《走过草地》获第十七届全国版画展金奖,《山寨依然美丽》获感恩重建纪念5.12汶川地震一周年全国美展优秀作品奖。作品被中国美术馆、法国国家艺术博物馆、挪威国家艺术博物馆收藏等机构收藏。出版有《徐匡版画选》(中文版、日文版)《徐匡版画展》等。 



《乡村小学》的创作笔记

徐匡

去年夏天,我们去巴县一品公社时,公社里正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住房比较紧,区委的同志安排我们到一所有空房的区民办中学去住。

民办中学一切都很简单,十多张桌子,板凳,和一个放作业本和简单教具的木柜,许多都是学生自己动手钉的。

我们住处的外屋,是学生教室。桌椅板凳花样可多啦,有长的、有方的、有高的、有矮的,凳子腿也有好几种,有四条腿的、有三条腿的,还有两条腿的。(把没有腿的那一头,搁在另一张凳子上,不就节约了两条腿吗?)

教室里除了课本、钢笔、墨水、砚台以外,还有锄头、斗笠、镰刀、猪草等这些和上课似乎毫无关系的东西,看起来很不习惯,这和我念过的中学,脑子里想像的中学,相差真是太远了,看了这些感到多少有些陌生。

这所学校是在大跃进时,在群众普遍要求之下自己办起来的。现在已有两个班,80个学生,老师也增至4个,一男三女,年龄都不大,和我相仿,其中一个是共产党员,一个是共青团员。三个教师的健康不太好,只有一个女教师是唯一的“整劳力”。4个人要带好这80个学生,还要处理自己吃饭、洗衣、种菜这一摊活计。晚上在油灯下改作业,四周肃静得好像在另外一个世界里一样。我想,换上我,长年累月地住在这山里(这古老而又破旧的房子里),就不能没有问题。这大概是我才下来所感到的和这些同时代人的第一个“差距”吧!

他们知道了我们是做文艺工作的,就一定要我们表演。最初大家还有点不好意思,后来想,反正就这几个可数的观众,小油灯又不亮,也就不怕害羞了。每个同志都“各尽所能”,表演了各种节目,受欢迎极了。四个教师也唱了许多有味的民歌。山顶上,山脚下的老乡们听见学校里歌声四起,也都跑来看,有些小社员(也就是学校的学生)也参加了表演,人愈来愈多,像过节一样。在这种“文娱晚会”上,我们认识了许多农民,和学校老师的关系也更亲切了。

有一次,我们在区委帮助工作队画连环画,工作到深夜,下开了大雨,就在区委住下。第二天回家一看,我们的床铺都搬到一边去了,地上放了几个脸盆,接开花板上漏下来的雨水。这是老师们起来,帮忙给搬了家。一连几天的雨,气温下降得很快,我们正计划派代表回城去取衣裳,老师们就给我们送来了各式各样的毛衣、绒衣,有些还是新的,带股子樟脑味。我们不好意思穿,直到他们几乎要生气了,我们才只得穿上。他们还把自己生产的和贮藏的最好的东西都拿出来给我们吃。生活上的关心、照顾,是基于同志间的友谊,我们总觉得也应该为他们做些什么才好。他们提出希望我们给学生上些美术课,于是非常乐意地接受了这个任务。逐渐地,我们与学校老师、学生和社员们的关系,已不象刚来那样主与客的关系,而是革命同志一家人的关系了。

相处的时间愈长,愈发现在乡村教师和农民子弟的身上有着许多自己没有的东西;那种不怕困难、艰苦奋斗的精神,处处皆是,值得学习的真太多了。

比如教学参考资料少,他们就到各处去找,必要时还整本地抄下来。特别是那位唯一“整劳力”的老师,她年岁比我小,参加工作却比我早,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她还是重庆大学的函授生,今年就要毕业,还想继续业余钻化学、生物。她还向我学普通话,有时一个字音要念上十几次,也不觉枯燥,处处表现出好学精神。凡是跑外勤,象春夏学期开学前,向县里办理订书、买书、运书的事,多半都是她去。有一次我在县里正好遇见她向回背书,我坚决要求代背,试了一试,好像几百块扎在一起的砖头一样,实在吃力。而她背起来,好象比我空着手还轻快。一路上她那谈笑风生、轻松愉快的样子,给我极深的印象。

他们这种吃大苦、耐大劳、勤俭办学的精神,怎么能不感动人呢?

这里的学生绝大部分都是农民子弟。严冬,许多家住深山里的学生,天不亮,摸着黑就动身,到了学校,头发眉毛上都长了一层白霜。每天,当我们还没有起床,隔壁教室里已有学生在打扫清洁、复习功课了。中午有些离家远的学生索性不回家去吃午饭,挤时间学习。同学们看见老师忙,也帮助老师翻山越岭到镇上去买米、打盐,顺便取学校订的报纸、杂志。

刚开始办中学时,只有这幢空空的破旧古老的房子,没有桌子、板凳,学生们就坐在地上听课,把门板折下来涂上墨当黑板,没有足够的教科书,同学们就彼此传抄。他们还把腐朽了的地板翻起来,钉成乒乓球案。没有运动场,就自己动手,把校园前面的荒地开出来,做操场。同学之间也互相帮助,团结友爱。一个同学脚受伤不能走路,邻居的同学就背着他来上学,晚上又背回去,还帮他补习功课。

在这些学生的身上,到处能看到自力更生、奋发图强、艰苦奋斗的风格。

相处时间越长,感情越深,也就产生了一种想画他们、表现他们、歌颂他们的强烈愿望。

很快画出第一张构图,画了老师、学生,画了黑板、板凳、窗子,还画了锄头、斗笠、阳伞、墨水瓶,直到老师手里的粉笔头都画了。因为我喜欢他们,已经不再象刚来那阵陌生了。好象教室里所有的一切,都是我自己的,感到那么亲切、可爱。

我很满意这张构图,可是同志们看了觉得太一般化,施老师就说:“你画的不像我们中学教师,像家民妇女代表。我们这里的教师都没有这样卷起裤脚,赤着脚上课。因为不严肃,不整洁,对学生会有不好影响的。”课桌设备既破旧又简陋,他们却没意见,反而感到自豪,说:“我们学校,设备、条件就是差嘛,但是学生成分、精神面貌是好的。”

过了一段时间,我也慢慢地察觉到这张构图缺乏艺术感染力,好象什么都想说,什么也没说清楚。让人想的也不多。

有一天早晨暴风雨刚刚过去,阳光灿烂明亮,上课铃打过了,一切都渐渐地安静下来。空气里散发着菜花的清香,是那么浓郁、诱人。四周的大自然都被刚才的雨水洗刷得焕然一新,什么都变得那么透明、湿润、清爽。

我从办公室里走出来,想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忽然,被眼前的景象吸引住了。

靠在墙脚下的一排排锄头和斗笠,还有那绿油油的红苕藤,它们你挤着我,我挤着你,多有意思!刚才的大雨,把红苕藤淋得水莹莹,被初升的太阳照得一个个闪闪发光就像瞧着你微笑,有的还好像低着头看地下的积水,有点害羞似的;那些锄头,被雨一淋显得又黑、又亮,一个个昂着脖子,伸直了腿,显得多少神气!

看着它们,使我马上联想到,刚才暴风雨里,那些少先队员、学生们,怎样在地里摘红苕藤,为的是抓住这个好天气,能及时地栽下去。劳动完了,又急急忙忙地,沿着崎岖的山路,泥泞的田坎,一溜一滑地跑来上学……。

这些平平常常的锄头和斗笠,在城里,我不仅看见过,有些还使用过,到乡下来,接触的机会就更多了。为什么今天却这样惹人注意,觉得它亲切、可爱呢?这些从暴风雨里战斗过来的、被雨水浸透了的锄头和斗笠——这些和大自然进行斗争的武器,使往日活跃在我脑子里的、日夜想表现的那些少先队员们美好的形象与之结合,忽然变得更加光辉灿烂了。

这不正是我创作里所最需要的主题吗?我兴奋极了,像找到一把开门的钥匙。我的构图开始变了。锄头、斗笠,突然从黑板、桌子、板凳、书包、钢笔、墨水、粉笔中跳了出来,成为最主要的了。

于是第二个构图很快就出来了。我把锄头、斗笠和红苕藤从教室里搬了出来,搁在房檐下,让它被明亮的阳光照射着,使它更为突出(因为我喜欢它们,也希望别人一眼就首先看到它们),在它们的旁边,只留一个窗户,其他的就让观众自己去想象吧。

至于窗口里出现什么,是学生?是老师?还是学生、老师都要呢?

有人认为,出现老师好,让观众通过老师教学认真的形象去想像那些被墙遮住,看不见的学生,要更有意思些。从构图上看,画面只出现一个半身的教师,刻起来也少费些劲,后面又有梯形黑板做陪衬,效果也要更好一些。也有人认为,若是只出现老师,转的弯子大了点,观众也许就会猜:里面是什么人呀?也许是干部在开会,社员在休息吧。这样,内容就变了。所以,还是画学生好。

我选择了后一种。因为它不仅避免了内容模糊,而且学生们的出现,会使主题更明确。这些锄头、斗笠由于能进一步揭示这些学生——少先队员们的精神面貌,也变得更加可爱了。通过少先队员和锄头、斗笠在典型环境里的特殊关系,就能让人联想到,这些在教室里聚精会神听老师讲课、做笔记的少先队员学生们,一旦走出校门,拿起锄头,就是生产劳动中的能手。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教育的优越性。成为我的创作的中心思想。《乡村小学》的构思经过,就是这样的。

在形象的选择和刻画方面,也有些推敲。靠窗口的第二个女学生,原先是根据想像画的,说她是城里的学生也末尝不可,身份不明确。我回忆起在乡下时,有一个女学生,她的嘴有些特别,上唇有点往上翻。其他人,好像也有这种样子的。我当时画,只是为了记录一下,说明有这种类型的女孩面型罢了。到后来,相处时间长了,知道她是个生产能手,又能歌善舞,就不再觉得她的嘴有什么别扭,反而觉得非那样才最能充分地揭示她的性格。所以,在第三次重刻时就决然把她画了上去。

在斗笠的处理上,我做了一些提炼、概括。真斗笠上,竹丝编纹需要比画面上的密四五倍,如果依样葫芦地画下来,就会是一个很平的灰面,看不出斗笠的结构,也不美,而且在用刀上会带来很大困难,造成整个画面的风格不统一。所以后来只要求把它大的结构掌握住,让人能感到它是个斗笠就行了。

第一次重刻时,想用拓片办法,费了好大劲,拓出来的画,调子很灰暗,与画里表现的主题思想、内容、极不调和。又重刻了第二次。但在色彩处理上,窗口里面的学生被火辣辣的浓烈的颜色压得透不过气来,破坏了主题思想的突出,有许多同志都曾提了意见,经过反复思考,我套了一个浅底色。发现色调单纯、清新得多,主题也突出了。

最初的构思,并没有明确要画“乡村小学”,只想到要表现他们那种办学的风格和精神。到后来主题明确了,才决定画小学。因为我觉得小学生和锄头,斗笠联系在一起,不仅使画面更生动、有趣,而且,与画中学生(或者年纪更大的)比较起来,前者要更能感动人,使人想到,这些学生在这么小小的年纪,就懂得了劳动创造世界的真理,他们长大后会怎样,不就可想而知了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画“小学”对深化主题也许起到了积极作用。



充实的寂寞 自信的孤独

中国美协副主席、北京画院院长 王明明

记得20世纪70年代初,我搞版画创作时,徐匡先生的作品曾是我反复学习的范本,那时我就想去请教他,但无缘相识。

在“灵感高原——中国美术作品展”的展览会上,我看到徐匡先生创作的一批独版画,激动不已。我请阿鸽把我介绍给徐匡。我握住他的手真诚地向他发出邀请,希望他在北京画院美术馆举办个人展览。

一个多月后,徐匡的展览筹备就绪。开幕的前一天,我与徐匡、阿鸽长谈了近3个小时。我们就像久别重逢的老友,开怀畅谈,从写生谈到创作,从对艺术的态度谈到人生的感悟,心灵的沟通使我们俩感到十分愉快。阿鸽说从未见徐匡谈过这么多的话。徐匡也感到奇怪,觉得时间过得真快,感到还有很多话要说,意犹未尽。我自己十分高兴和满足,因为我受益匪浅。

展览开幕那天是雪后北京最寒冷的一天,我担心参加开幕的人会来得少。但让我感到惊讶的是参加开幕的人非常多,我十分感动。

在天寒地冻的北京,是徐匡把高原阳光的温暖带给了我们。

在与徐匡的交谈中,我问他,在几十年创作中,默默地耕耘,会不会感到寂寞与孤独?他说会的。我充分理解他的心情。我认为他是充实的寂寞、自信的孤独。

一个艺术家要想达到艺术的高境界,必然要走寂寞之道,在寂寞中冷静思考,于孤独中完成艺术上的升华。在人们热衷包装与宣传、追求名与利的今天,徐匡的做法很容易被看成是与时代潮流不相合融的异类。但他依然我行我素地做着自己想做的事。

他从大自然中吸取营养,体悟高原阳光给予的恩泽。他从生活中发现美,通过静寂的心灵融化升华,嬗变成自己的绘画语言。他的每个时期的作品都契合着时代美术发展的步伐,同时又引领着艺术的潮流。他是那么的淡定与沉着,他平和地用全身心去感悟自然,用诚挚的心灵与观众交流沟通。

画家们喜欢画西藏高原题材的作品,我也多次去过这些地区。徐匡的作品我最喜欢看,因为他的作品充满阳光与纯洁,展现着藏民族美好的心灵世界。在布满岁月痕迹的老藏民的脸上,他没有刻画出充满苦难的记忆,却表现出对美好生活的憧憬。我与他的感觉一致。他把自己对生活的感受、理解和美好的向往注入创作中,他的作品由此始终洋溢着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浓浓诗意。

在人们追求经济效益的时代,古稀之年的徐匡反其道而刻起了独版画,是多么的可贵!他细腻的表现力与丰富的刀法令人赞叹,他执着追求艺术的纯真境界令我感动。

这个时代人们都在呼唤大师的出现。有人说没有高峰,我们都在高原上,因为起点很高。而当我们在为艺术的创新而争论,为艺术的市场而拼搏,为了出名而喧喊时,却看见徐匡已经站在高原的山峰下,正沐浴着高原阳光,充满自信,坚定地走着自己的路。虽然他不富裕,又不想出名,也没有什么语出惊人的新观念。但他离高峰已经很近了,这就是徐匡带给我们的启示与思考。